何以解忧?惟有八卦!

作者：马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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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五日到次年二月一日，北平是一座围城。黑暗、寒冷、饥饿、肮脏。北京大学的五十周年校庆，原来预备扩大庆祝的，这时因为局势急转直下，终于草草了事。校园里面，除了在“安全委员会”领导之下，有一部分学生在“民主广场”挖掘避弹壕沟之外，其余是一片死寂。文学院东方语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一天在北楼饭厅里苦笑着说：“咱们都像是下了锅的螃蟹，只等人家加一把火，就都要变红了。”
　　中共占领北平以后，真正像热锅里的螃蟹一样，一下子就变红了的人，虽然只剩下了一个暗红色的躯壳，倒也省却了未来长期的痛苦。实在令人惨不忍睹的，却是许多“热锅上的蚂蚁”，在那里团团打转，走投无路。想到这里，我就回想起北大中国文学系的沈从文教授。从北平失陷以后沈氏的遭遇中，可以看出中共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策略：能够争取利用，就争取利用。不能争取利用，就或明或暗地用各种法子来折磨你，毁掉你。
　　
　　二
　　
　　沈先生出身湘西农家，照共产党的说法，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开始写作生涯之前，他曾在湖南地方队伍里当过小兵。无论就他作品的质或量来说，他都可以称得上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最有成就的文艺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大多描写士兵生活，乡土风俗，以及农村中小儿女间的天真故事。篇章之间，充满了浓郁的湘西泥土气息。抗战后期时局沉闷，他又受近代文学心理分析这一发展的影响，文字愈益精美，而表达方式渐趋晦涩。他为人温文儒雅，洁身自好，常说：“一个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帮派的活动。”近代中国文坛上最有力量的“左翼作家联盟”，虽然网罗了不少出色的作家，沈却始终没有与这个组织发生什么关系，也正因此，他常被左派文人目为异端，斥为“脱离群众”的游离分子。
　　北平被包围之前，他对时局看法怎样？大体说来，那时北方的教授和学生，多数都对于过去没有什么留念，对于未来感到迷惑、疑惧。有些人绝望，有些人抱着没有根据的希望。朋友们见面总爱问起：“怎么办？”那时有位同学在信里偶然也向沈先生问起他对大局的看法，他的回信，大致是像这样：“……目前这个政府，在各方面瘫痪腐朽，积重难返……我们这一代的文人，从‘五四’时候起，握着一支笔，抱着‘科学’与‘民主’精神，努力了二三十年，在文化工作上，也算尽了力量。以后的新社会，还待你们青年朋友努力创造。不管政治怎样演变，新国家的建设，总要依靠你们诚恳踏实的青年人。你问起时局，是不是有走动的意思？照我看来，逃避也没有用。不过既然留下，就得下决心把一切从头学起，若还像从前一样，作小书呆子，恐终不是办法……”
　　这封信里的态度，不论是否正确，我想恐怕很可以代表当时被困在北方的许多教授先生们的看法。
　　
　　三
　　
　　北平围城的后期，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半公开地在北京大学展开了活动。住在红楼的人，早晨起来开门，常会有一本小册子从门缝中掉下来，封面往往印的是老舍或周作人的什么作品，打开一看，里面不是《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就在这个时候，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的那些壁报，忽然又热闹起来，并且不知道为了什么，有几个壁报集中了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还有一份壁报把郭沫若从前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他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大家当时不了解“立场”两字有多么重要，后来才知道照中共的看法，一个人若不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则他即令不是“反动派”，至少也是一个大废物，一个要割除的脓包。）
　　壁报上的谩骂达到高潮的时候，一封匿名的警告信寄到了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中的沈家，信内画了一个枪弹，声称：“算账的日子近了。”当时北平城区，时常有炮弹从郊外射来，谁也不知道今天过去之后，明天是个什么样子。被威胁辱骂得莫名其妙的沈从文，不知道将来会有一场什么祸事临头，曾把一部分存书，分送给住在红楼和东厂胡同的几位朋友和学生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中共进城以后，“欢迎解放军”和“展开政治学习”等事，把整个学校闹得乌烟瘴气。并且围城期间大家实在也苦够了，紧张够了，我决定忙中偷闲，到清华园去清静几天。在清华大学西校门前碰到李广田先生。李开口就说：“沈先生已经好得多了，你知道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追问下去，才知道在前面所说的那种空气下，沈神经很受刺激，郊区交通恢复后，沈夫人曾陪他到清华来，在金岳霖先生寓所休养了一个短时期，这时因为沈的精神状态较好，又由沈夫人接回城里去了。
　　
　　四
　　
　　此后一段时期，学校里不论师生都在忙着念新民主主义论，讨论猿猴怎样变成人，似乎把沈从文渐渐地忘记了。这些人忘记了他，另外一些人大概并没有。据说一位从东北来的某部队的“政委”曾去看过沈，（好像是以沈夫人旧友的身份来的）劝沈把两个孩子送进东北的什么保育院去，让沈夫人到“革大”或是“华大”去学习，且劝沈自己也把思想“搞通”些。详细情形，局外人很不容易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沈先生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此后不久我就听到沈先生自杀的消息，消息不在报纸上，也不在任何壁报上，而是在饭厅里，宿舍里，低低地传述着。
　　我事后到沈家探询，才知道沈先生吞服了煤油，并且用利器割伤了喉头和两腕的血管。自杀并未致命，但是一连好几天，昏迷不醒，住在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斜对面那家小医院里。我看到沈夫人时，她容色惨淡，说“最好大家都不要去看他，让他多休息几天。”听说沈在病房里面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牢狱中。“清醒”的时候，拼命在病床上写东西，并且一再叮嘱沈夫人去请汤用彤先生设法把他营救出来。
　　出院以后，沈的身体极坏，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的面目浮肿，鼻孔出血不止。他很难过地说：“叫我怎么弄得懂？那些自幼养尊处优，在温室中长大，并且有钱出国留学的作家们，从前他们活动在社会的上层，今天为这个大官做寿，明天去参加那一个要人的宴会。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仍活动在社会的上层，毫无问题。我这个当过多年小兵的乡下人，就算是过去认识不清，落在队伍后面了吧，现在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共产党究竟要想怎样处置我？只要他们明白地告诉我，我一定遵命，死无怨言，为什么老是不明不白地让手下人对我冷嘲热讽，谩骂恫吓？共产党里面，有不少我的老朋友，比如丁玲，也有不少我的学生，比如何其芳，要他们来告诉我共产党对我的意见也好呀，——到现在都不让他们和我见面。”
　　沈健康略略恢复之后，不知出于什么人的安排，北大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中，已经把他讲授的功课取消了。他成了在故宫博物院填写古物标签号码的“职员”。他的北大教授的职务，是否已经免去，从来也没人问过。
　　自此以后，他除了为“人民”填写古玩号码之外，并且努力研读马列著述，和“联共党史”，晚上则在家里进行他计划之中的中国瓷器史的撰述，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沈夫人劝他休息无效，有好几次在见面时对我们说：“你们去劝劝他吧，我说话他都不听！他身体并没有完全好，这样不休息怎么成！”
　　但是沈也有他的理由：“他们说我是废物，对我过去的工作成绩全不承认，说我是白吃了几十年的饭。现在我得加倍努力，作些成绩出来，抵补过去那些白费的光阴。并且——我怎么能睡得着觉！闭下来，不能睡，我又不敢想下去！不把自己埋在工作里怎么成！”
　　
　　五
　　
　　在中共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和“治病救人”的呼声中，朱光潜先生那篇简短的“自我检讨”已经在人民日报上面刊出好久了，好像有人示意沈从文、贺麟等人也应该各自写一篇类似的文章。
　　沈的自责文章久久不能成篇，中间他曾多次向熟人们问起，究竟应该怎样写法。耽搁了好几个礼拜之后，一个傍晚他忽然把一份初步写成的稿子给我看，题目是“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五百字一张的红格稿纸大约写了七八张。我没有看内容，就问：“沈先生，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题目？”他把声音压低，说“你不懂。他们希望这样，对外面可以有一点作用。”
　　我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其中除了一些事实的叙述外，他再三重复地说：“物难成而易毁。”
　　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大陆当前的局面，是由中共领导，牺牲了几百万生命，换得来的。他自己过去既没有对中共的“革命”尽过力，现在只要还能对中共有些好处，那么即令把他牺牲进去，似乎也是应该的。以下他就劝胡先生和其他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们说，国内大势已成“定局”，你们若还存心观望，等候国际局面变化，恐怕只是一种幻想，最好及时回国，来“为人民服务”。
　　我读了以后，很爽直地说：“不成，沈先生。你写得这么消极，恐怕不见得能够应付过去。并且文章主题，似乎成了劝大家同归于尽，还不如不写为好。”
　　他听了以后连连摇头，似乎有难言之隐。后来我始终没有看到他这篇文字公开发表。
　　
　　六
　　
　　沈从文夫妇一向被熟人们称誉为模范夫妇，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聪颖活泼，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家庭之间，向来是快乐融融。沈夫人张兆和女士的美丽贤淑，凡是看见过的，无不称道。
　　北平沦陷后沈先生的遭遇，使这个美好的小家庭失去了多年以来的快乐气氛。在情绪上比在年龄上更要年轻的沈夫人，一方面眼看着自己多年以来十分敬爱的丈夫，变得这样一筹莫展，四面楚歌；一方面又看到不少朋友们的跟着“南下工作团”浩浩荡荡地“南下”去了，有的进了“革大”、“华大”，她大概也觉得这样拖下去，不是个办法，终于决定自己也到“华大”去学习。进“华大”之后，不久她就加入了“组织”。她因为还没有入“党”的资格，年纪又已超过“青年团”的“团龄”，所以是以“团友”的名义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两个孩子呢，在中学的小龙，是青年团的团员，在小学的小虎，进了少年儿童队。随着夫人和小孩在政治学习上的“进步”，沈在家庭之间，也显得越来越落伍。夫妇父子之间，不免有了一些距离。记得那时沈先生曾经伤心地说：“连太太都不了解我了，我怎么还能希望得到别人的了解！”
　　有一次我在沈先生家里，他把小虎的一篇作文拿给我看，一面自己解嘲似地苦笑着说：“你看，虎虎也要开始教育我了。”那篇作文，照我记忆所记，大体是像这样：
　　
　　“我的家庭 沈虎雏
　　
　　“我家一共有四个人，爸、妈、哥哥和我。
　　
　　“爸爸是个国民党时代的所谓作家，从前写过很多的书。他因为是靠自己努力成功的，所以很是骄傲。解放以后，他因为认识不清，心境不好，生了一场大病。
　　
　　“妈妈对我们很好，我们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们爱好劳动。她现在进了华北大学，是青年团的团友。哥哥在中学读书，是青年团员，我是儿童队员。
　　
　　“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星期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
　　
　　这篇作文在学校里得了甲等，沈先生在“展开思想斗争”那一行上面，加了一个眉批：“‘斗争’两字像打架。你妈妈不是会打架的人，改用两个别的字好不好？”
　　这段时期，恐怕也是沈先生精神上最痛苦的时期。那时沈夫人住在“华北大学”，沈先生整天在博物院工作，学习、检讨。晚上回到寓所，服侍两个小团员队员入睡之后，常常深夜独坐，听古典音乐唱片。有天晚上，我陪着他听音乐，他像从梦中醒来似的说：“我这付脑子整个坏了，僵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他真是像在作梦一样）——有时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能写出很多东西来，第二天再把它们撕掉。”
　　那晚他给我看了一首新写的长诗。那首诗是一曲哀歌，低诉他自己的身世，写得实在不错，我们平时读沈先生的小说的机会很多，他的诗并不多见。我当时有些爱不忍释，说：“沈先生，这样好的诗，撕掉岂不可惜？你以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保存好吗？”他说：“这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保存的价值？我撕也不知道撕了好多。以后的文章作品，都得为工农兵服务！”
　　
　　七
　　
　　大概是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的秋季，我忽然听说沈从文先生决定到“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去接受思想改造。大家都觉得这似乎是他唯一可走的路，并且觉得这样也许可以使他少受一些痛苦，因为“革大的教育，一向是很成功的。”
　　他入队的前几天，我去看他。家庭之间，空气似乎愉快得多了。沈夫人正在忙着张罗应该携带的衣物，两个孩子也很高兴地来参加我们的谈话。
　　沈显然是在勉强振作，给自己打气。他话并不多，有点像陷于深思中似的自言自语，“……去！一定去。自然是他们有道理，到了我也要去参加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道理！”又说：“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
　　大家谈起了从朋友们听说到的“革大”生活，谈到了扭秧歌。沈毫不思索地说：“秧歌我可不能扭。”
　　“爸！你不是说什么都干吗？为什么不扭秧歌？人家都扭，你凭什么不？”小虎立刻理直气壮地抗议。
　　沈摇摇头，说：“不，我决不扭——（又缓和了下来），最多我可以替他们打打鼓。”
　　
　　八
　　
　　几个月的光阴转瞬即逝，我再到沈家去的时候，沈已由“革大”“学成”回来。但是从面部表情看来，他是“依然故我”，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那天晚上他有点沉默寡言。沈夫人等我坐定之后就说：“你看从文一点都不进步，在革大‘总结’的成绩尽是些丙、丁！”
　　沈先生很平静地说：“当然尽是些丙、丁。分数是‘民主评定’。指定的东西，我一字一句地读，讨论的时候，却尽是那些不读书的人发言；你跟他们讲，他们不懂。打扫厕所，洗刷便池，全都是我一个人干，在讨论‘建立劳动观点’的时候，却又是他们发言最多。我帮助工人挑水，在厨房里跟厨师们一面帮忙，一面谈天，他们又讥讽我，问我是不是在收集小说材料。晚上在宿舍里，他们尽说些‘想太太想得要死呀’之类的下流话，你要我跟他们谈得来？分数全由他们‘民主评定’，我当然只能得丙、丁。”
　　沈夫人说：“对呀，人家不懂。我听说你在‘革大’写的思想总结，连文法都不通！你是怎么回事，一个作家写了半辈子书，连个思想总结也写不通？”
　　沈没有回答。
　　话题不知怎样又转到了“中苏友好协会”。沈轻描淡写地说：“在革大他们还发动了申请加入中苏友协，我没有去申请。”
　　想不到这句话竟使沈夫人大吃一惊：“呀！你这个人！到现在你都没有告诉我，你连中苏友协都没有加入！你为什么不参加？”
　　沈很认真地说：“交朋友是靠互相认识。俄国文学作品凡是有译本的，我大概都看过，说得上对俄国文学有点认识。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交朋友要‘申请’，还要等候上级‘批准’。我没有去申请，是因为怕被批驳。自己去‘申请’跟人家去作朋友，若是万一不‘批准’，那才难为情！而且，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参加过什么团体、协会呢，所以这次也不想加入。”
　　沈夫人真的有些发气了：“你看他这成什么理由！从文，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反对‘一边倒’！你说！”
　　（在共区，“反对一边倒”这罪名是万万加不得的，这是“搞通思想”的核心问题，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沈连忙缓和地求饶：“唉！唉！何必动气？明天我就去申请加入好不好？”
　　沈夫人说：“谁希罕你这些！我才不要你因为我讲了，才去加入！”
　　她跟着又向我抱怨：“你不知道，从文这个人就是这样自高自大，他不肯去申请跟大家作朋友，（她转向沈）怕降低了自己的身份，是不是？上次人家丁玲好意来找他给《人民文学》写点稿子，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和现在的文艺刊物已经脱了节，你最好先找两篇近来发表的像点样子的文章给我看看，然后才好写。’（又转向沈）从文，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说：“我不知道现在的时髦文章像个什么样子，怎么好写？写了寄去，人家若是不用，又怎么办？我自己编了十多年刊物，别人的稿子不知道看了好多，现在要我去向别人投稿，我倒不知道怎样写才好了。”
　　“你看，你看，”沈夫人说：“这个人呀，说了半天，就是自高自大！你向别人投稿又怎么不行？”
　　沈说：“不是不行，也不是自高自大，我是自卑。现在我是什么都不会，都不懂。不知道怎样写出别人喜欢的东西，所以要丁玲拿两篇样子来看看。”
　　沈夫人说：“什么自卑？你愈说自卑，愈是自高自大。你觉得别人的文章都不行，偏要人家拿一两篇像样子的来给你看。”
　　谈话过程之中，陆续进来了朱光潜、废名（冯文炳）两位教授。朱先生坐了一会，看看情势不妙，借故告退了。这时废名用他沙哑的湖北官话插进来说：“从文，别说什么都不会，都不懂，你只要走群众路线就成。我从前不懂什么叫群众路线，现在想想，一下子就想通了：乡下人知道的事情，真比我晓得的多！”
　　沈夫人说：“是呀，一点都不错。”
　　沈先生歪了头像在问自己：“以前大家都说废名迂，难道我比他还迂？”
　　沈夫人说：“冯先生一点都不迂！他讲的有道理。”
　　废名笑呵呵地：“从文你走群众路线就成。先从家庭之间做起，试试看。”
　　沈说：“叫我在家里走群众路线？我要跟谁走？我们一家四口，只有我一个人是‘群众’，三个领导阶级！”
　　废名告辞后，我也回去了，沈先生送我到他的寓所门外，站在那里好像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我说：“沈先生，我想在家庭里，你若能迁就一点，空气就会和谐得多了。”他说：“迁就？有些事情分明是不对，你也劝我迁就？”
　　
　　九
　　
　　沈从文这个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直到我离开北平时为止，还看不出有什么告一段落的迹象，但是如果局面这样拖下去，恐怕迟早他的思想是要“搞通”的。我在大陆时曾听到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这样得意忘形地说：“现在还有些人在那里拖延观望，不肯早些丢下包袱。好，让他们拖吧！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共产党会垮台。但是，这一二十年他们就难以过得去。就算让他们混过去了吧，试问二十年后，他们这一辈子还剩下来几天？”
　　想起沈先生，我同时还想起许许多多留在北平受难的师友。一别经年，现在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了。
　　
　　后记
　　
　　沈从文先生是我昆明和北平读书时候的国文老师，前面这篇文字，写于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初春，是写给几位关心沈先生当时情况的朋友们看的，虽有朋友建议给更多的人看，由于种种考虑，始终没有拿出来公开发表。这次把它发表出来，一方面是时间已经把从前的某些考虑冲淡了，一方面是想用一个微小的事实，来作一次历史上的见证。
　　中共在大陆上不是在高喊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也许有些滞留海外的学人们觉得这样也就不错了。但是：正像缠足的小脚媳妇们不能举行百米竞赛一样，在以“马列主义”为唯一真理的地方，“百家争鸣”只能是一种欺世之谈；正像在冰天雪地里看不见红花绿叶一样，在以毛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经典的地方，“百花齐放”也只能是一种梦想。
　　不信吗？七年以来大陆上有什么像样子的文艺作品问世？茅盾写了什么？巴金写了什么？曹禺写了什么？老舍写了什么？萧军哪里去了？胡风哪里去了？
　　在“百花齐放”的口号声中，让我们看看从五四以来写过数十本小说的沈从文，这朵中国文坛的奇葩，是怎样枯萎下去的。
　　据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二月廿九日的纽约华美日报说，二月八日的北平光明日报登载了沈从文的“自白”。“据沈自称，由于过去彼对中共事业没有贡献，而思想意识和写作态度又倾向自由，遂使成为今日中共尺度下的‘空头作家’。沈又称，他估计‘改造’之对于他，作用不会很大，因为他知道自己离‘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标准还很远。”
　　已经七年了，还远得很。一点也不出我的意外。
　　第八年就要开始了。
　　
　　（民国四十六年元旦，安娜堡。）
　　
　　（作家简介：马逢年先生，河南开封人。现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及远东研究所助理教授。）
　　
　　《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一期
　　 （文字录入：顾蕾）
　　

马逢华谈《怀念沈从文教授》一文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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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先生发表文学作品的时期，大致上是从1925到1948年，由此推算他的文学写作生涯，前后共约24年。但是他自己则不止一次的说，前后写作共20年。这离他所预定要用三五十年的时间，来学习写作，相差尚远，他自己也说，“我只是个在学习用笔过程中尚未毕业满师的学徒。”［［引自《老作家沈从文先生一个无法投递的邮件》，《广角镜》月刊（香港）1980年11月号，第33页。］至于中途停止文学写作的原因，他在另一个场合，说是“由于社会变化过于迅速，我的工作适应不了新的要求。……由于思想呆滞顽固，与其占据一个作家名份，成为少壮有为青年一代挡路石，还不如即早让路，改一工作。”［引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6页。］
　　 这几句话，言简意赅，但是说得相当含蓄。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不能或不愿继续写下去，这件事情，30多年以来，一直是海外留意中国文学发展的人们深切关怀的对象。从最初的关怀，同情和敬佩，渐渐发展为西方几个主要大学里对沈先生作品的日益重视。到了70年代以后，以沈认文为研究对象的英文著作，陆续问世。把沈先生作品译为西方语文的工作，也渐渐展开。“沈从文热”这个名词，也就在最近几年出现了。
　　 沈师逝世前一年，金介甫的《沈从文的生命历程》由史坦福大学出版部出版。因为作者在撰写期间，曾于1980年先后在北京和美国康州与沈先生晤谈了十几次，所以书中包括了不少第一手的资料，出版以后，相当受人注意。不久以前曾见香港《潮流》月刊载有桑鲁卿为该书写的简评，其中谈到这本书所用的材料：
　　 “……即使沈从文的记忆可靠，依西方学者写书的规矩，受访问者提供的资料，绝不会按单全收的。一定还会继续到别的地方小心求证一番。有关沈从文身世的中文资料不多，而1919年前后到50年代初那一段日子更是迷离扑朔。金介甫在这方面的资料，除了引用马逢华的《怀念沈从文教授》（1963）和《重晤沈从文教授》（1983）两篇文章外，就是靠访问沈氏的故旧新知得来的。”［桑鲁卿，《金介甫的〈沈从文飘零录〉》，《潮流》月刊（香港），1988年6月号，第74至75页。桑鲁卿是刘绍铭的笔名。刘先生是威斯康辛大学远东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关于《怀念沈从文教授》那篇小文，金介甫在他的书中曾说：“（虽然）我没有问他，但我相信马君当年发表《怀念》，是对台湾痛恨沈从文‘帮了共产党的忙’的官员们的一个答复。我（金介甫）1973至1974年在台湾时，就曾听到不少那样的论调。”其实写那篇文章的缘由，也并不只如此。我对自己的文章，总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因此文曾经多少影响到过去30年来海外读者和学者们对沈师的关怀和认识，别人书中既然提及，不论好歹，也只好在这里把那篇拙文的来笼去脉略讲一讲，作为对老师补交的报告。
　　 在我的印象中，整个50年代里，西方学者虽然对30年代已经成名的中国作家的命运，普遍关心，但是并没有对沈先生特别注意。我的《怀念沈从文教授》一文，是在那个沉寂的年代里，发表于1957年2月1日台北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原文有一段《前言》，在以后他处转载的版本中，被删去了。显然金介甫没有看过《自由中国》所刊的原文，所以他在书中揣测我发表那篇文章的动机。《怀念》原文的《前言》，对此有所说明：
　　 “这篇文字，写于民国四十二年（1953）初春，是写给几位关心沈先生当时情况的朋友们看的。虽有朋友建议给更多的人看，由于种种考虑，始终没有拿出来公开发表。那时主要的考虑有两点：一是沈先生的安全问题，一是当时写大陆‘内幕’的中外专家很多，我怕有凑热闹之。嫌，尤其怕有‘哗众取宠’之嫌。此外还有一些次要的考虑，比如，不愿以自己或师友们的痛苦经验，来满足别人的好奇心等等。现在把它交给《自由中国》发表，一方面是时间已经把从前的某些考虑冲淡了，一方面是想用一个微小的事实，来作一次历史上的见证。”
　　 由此可见，当初（1953）我写《怀念》，原是为了回答海外师友们那种“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探询，1957年予以发表，则是要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我的《重晤沈从文教授》一文，迟至沈师访美归国两年之后才发表，也是为了避免那一阵子的热闹。那篇小文的《附记》里有“乞为人间留记录”（借用胡适诗句）之语，也是为了保留一个历史记录。］要不要发表，在当时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在沈师过世将近周年的今日，重读35年前写的那篇回忆文章，除了觉得文字拙劣之外，仍有“字宇看来皆是血”的沉痛感觉。
　　 《怀念》在1957年发表以后，很快就有《读者投书》，追问，“我们对得起沈从文吗?”并且建议在台湾刊行沈先生和朱光潜的旧作。但是这个建议，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什么结果。如果《怀念》真有一些历史的功能的活，那也要等到50年代以后了。
　　 1961年秋天我应聘从加州到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任教。当时在华人讲授中国文学的前辈同事施友忠教授，看了我那一篇《怀念》，把它加入研究资料，在次年7月写了一篇论文，比较1949年以后的茅盾、巴金和沈从文。那篇论文，先于1962年8月在英国举行的一个“中共文学讨沦会”中提出报告，然后把其中讨论巴金和沈先生的部分，以《摇旗呐喊者和逃避主义者：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为题，发表于颇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伦敦《中国季刊》1963年春季《中共文学专号》。文中对沈先生的小说艺术和60年代初期所作的旧体诗，极为推崇，并且把先生之改业研究古代文物，比作魏晋文人之逃避于玄学世界。论文注明一部分资料取自我的《怀念》文章。这大概是西方学术界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讨论到1949年以后的沈先生。
　　 60年代并且有台湾和香港的两份刊物，分别转载《怀念沈从文教授》。先是台北的《传记文学》月刊，征得我的同意，在该刊1963年1月号转载，然后是香港的《当代文艺》月刊，在1967年12月号转载了《怀念》。后者并没有向我征求同意，并且把文章的头尾有所删改，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的。这大概足以表示在60年代，海外的读者们对沈先生的兴趣渐渐增多了吧。
　　 沈师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性，在?o年代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这10年之中，美国就有两篇研究沈从文的博士论文，和一本专书出现。依照年份先后，先有1970年在华盛顿大学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题为《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与主题》，作者威廉·麦唐诺就是施友忠教授的学生，其次是爱荷华大学聂华苓教授的英文《沈从文评传》，于1972年在纽约出版，聂教授在1957年时，还是《自由中国》的编辑委员，审查过我的文稿。她的书和麦唐诺的论文，都采用了《怀念》作为史料。第二篇博士论文是金介甫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1977年在哈佛大学完成。这篇论文的一部分，经过修正之后，已经并入他1987年的新书《沈从文的生命历程》。
　　 虽然西方学者使用中文材料，在诠释方面有时难免误解或失于武断，但是总的说来，我当初要为历史作见证，而把那篇《怀念》发表，还是有意义的。一则在某种程度上它提高了海外知识分子对沈先生的注意，再则如果没有《怀念》中的资料，以上所引那些研究沈先生的西文著作，恐怕都要把1949年前后和50年代初期那一段时间留作空白，甚或作出比偶尔误解中文资料更为离谱的揣测了。

 

 

作者：江渚子
原载：法律的异邦

　　最近山西洪洞县出了一件大事，你们在媒体上也看到了，有些报道比较真实，有些不那么真实，大概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吧。我昨天看了内参，才知道这回事，很震惊、也很气愤，一个晚上没有睡好，吃安眠药也没用。我想如果主席在，这件事他老人家不会放过。今天早上起来，我想到一个问题，《苏三起解》里面唱“苏三离开了洪洞县”，苏三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开洪洞县？难道仅仅是司法腐败问题？我看未必。里面有没有黑砖窑包工头残害女工的原因？我看有。有关部门是不是可以组织专家论证一下？至于找谁，我看易中天不错，算一个，还有于丹，我看也可以算进去。 

　　同志们，山西最近出的事情很多，一会儿煤矿爆炸，一会儿连环杀人，死了不少人，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搞得我们很被动。这次的黑砖窑事件，山西省的领导有没有责任？洪洞县有没有责任？我看有。那么多的事情，你能说你一点责任也没有？！山西有个导演，很年轻，叫贾樟柯。其人拍了不少电影，说了山西那么多坏话，听说在国际上很吃得开，不知道有关部门关注过没有？是不是要有所作为？最近他又有一部电影获了奖，叫《三峡好人》。我看了几眼，不是什么好人，分明是坏人嘛。要注意呢。眼下洪洞县发生的这件事，我看不是孤立的，里面有没有历史原因，不能说没有吧。《苏三起解》里面唱：“洪洞县里无好人”，难道没有一点点根据，我看有。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洪洞县的黑窑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不是孤立的，是复杂的。我昨天在想一个问题：洪洞县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是不是还没有成熟？是不是还停留在奴隶社会阶段？希望有关部门组织人去做个社会学调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要考虑试行一国三制政策，对它区别对待。

　　同志们，一国两制的政策，我们已经试行了十几年，总体上是有成效的，我很满意。国内外有人有意见，在闹，在叫，唧唧喳喳，没有修养，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要新闻自由吗？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嘛。现在对于一国两制，有人满意，有些不满意，都很正常。我总体上是满意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很多老同志的意见，是全国人民的意见。刚才我在休息室和几个记者扯谈，提到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试行一下一国三制、一国四制？在有些地方，历史上比较落后，基础较差，我们能不能试行一下奴隶制度？比如洪洞县，我们就可以搞个试点嘛。为什么不能搞？我看可以。洪洞县的奴隶制基础很厚嘛。改革就是要大胆，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谁不会犯错误？我就犯了一次嘛，上次批改试卷，加错一个学生的分，好家伙，美国之音、英国的BBC盯着不放，天天报道，弹冠相庆呢，最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纠正一下吗？所以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不要做小脚女人，要做大脚男人。历史上成大事的人，都是大脚男人，秦始皇算一个，刘彻算一个，朱元璋算一个，我勉强也算一个吧。以前高中考数学，有一道题大家都选A，我就坚决选B，最后证明是我对嘛。所以要胆大，不要怕犯错误。

　　这几天，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出来了，媒体唧唧喳喳，说了那么多，大有山雨欲来山崩地裂之势，骇人得很。昨天晚上，山西的领导给我打电话，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阵角，这件事迟早要出来，早出来比晚出来好，早出来就早解决嘛。不就是说我们国家还有奴隶制吗？我看我们干脆就搞一点嘛。一国三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主体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县搞点奴隶制，我看一个小指头都不到，怕什么？昨天刚刚抓住的那个包工头，叫什么来着？对，衡庭汉。这个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该杀，杀一万遍不行，杀九千遍总可以吧。但是，同志们，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要讲辩证法。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很多次了。象衡庭汉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制度里，是个罪人，要杀，要千刀万剐，但如果要在洪洞县试行奴隶制度，我看他可以当个县长，县长不行，乡长总够格吧。如果他真的能管理得好洪洞县，经济能搞上去，我要给他发邮件祝贺。我还要考虑送他到非洲的食人族去进修几年，了解一下人家那一套东西，拿个博士学位回来。谁说奴隶主就不能读博士，我看可以嘛。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扯这么多了。年纪大了，东拉西扯，大家姑妄听之。总之，事情出来了，我们要沉得住气，不要急躁，要韬光养晦，不要盲动，媒体最近的报道很热闹呢，是不是太自由了，请宣传部门注意一下。至于有几个知识分子在博客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口气很怪，简直阴阳怪气，我看也就算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要去管他，天不会塌下来。最后，今天是端午节，我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屈原这个人不简单，忧国忧民，上下求索，最后投了水，是个大好人啊。今天我们吃粽子，就是来纪念他，纪念他的精神。现在国家这种人太少，越来越少，凤毛麟角，这值得警惕，希望你们都要来做屈原，做现代的屈原，要有志气。我也不要做楚怀王。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法律的异邦才能长治久安。（长久热烈的掌声）

　　（本文为2007年6月19日江渚子同志会见邦内高级干部研修班全体学员的讲话录音。内部文件，注意保密）

来源：搜狐IT 　　

　　据国外媒体报道，中美洲岛国古巴最近发布了该国第一个网络搜索引擎，除了搜索国内网站和媒体之外，还可以搜索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的重要讲话内容。

　　本周，古巴在哈瓦那举行了一场有关互联网和IT业发展的会议。在大会上，古巴政府正式发布了这一搜索引擎，其网址是www.infosoc.cu/buscador。

　　据报道，这个搜索引擎主要是搜索古巴国内的网站（即古巴的国内互联网），目前可以搜索大约1.5万个政府网站，以及国内媒体的网站。这个搜索引擎还有一个特殊功能，即收藏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自从1959年古巴革命以来的重要讲话。

　　据报道，目前普通古巴人不允许购买电脑，只有一些政府公务员、学术研究人员和境外人员才被允许访问国际互联网。古巴人发送电子邮件需要到邮局的网络电脑上，而且还要排队几个小时。当然，这些邮局的上网电脑也登录不了国际互联网。

　　据报道，一些在晚上时间上网的帐号和密码可以在古巴的黑市上购买到。

　　这个搜索引擎的开发者里多·席尔瓦表示，开发古巴国产搜索引擎的目的是在网络搜索技术上摆脱对于国外公司的依赖。

　　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目前在拉丁美洲地区，古巴的上网普及率是最低的，每一百人中上网的仅有1.7人。

　　古巴政府表示，古巴上网人口少的主要原因是遭到美国政府的制裁。由于美国阻挠，古巴无法使用附近海域的海底光缆。据悉，一些海缆距离古巴岛的最近距离只有不到二十公里。（搜狐IT沈维霓编译）

哥伦比亚老婆"性罢工"黑帮乖乖缴械
作者：王靓
来源：东方早报
 
    平静安逸的生活是每个女性所向往的，但倘若你是黑帮成员的妻子，安安稳稳过日子便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遥想。

    为了不再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哥伦比亚中西部城市佩雷拉市黑帮成员的妻子和女友近日联合发起了一场名为“夹紧你的腿”的性罢工。该市警方24日表示，这场特殊罢工行动10天来进行的相当成功，不少黑帮分子们向性爱投降，主动放下武器。“大哥”的女人们可以用她们“非常高贵的武器”赢得对抗暴力的战争。一名黑帮成员甚至坦承:“老婆的话不听不行。”

    这些黑帮成员们的太太或女友们一致宣称，除非她们的丈夫或男友发誓放弃暴力，将自己拥有的非法武器上缴给政府、并接受市长办公室提供的职业培训，否则她们将一直坚持“性罢工”。

    “我宁愿得罪他，也不愿到他的丧礼上去哭。”一名黑帮成员的女友说。

    这些女人为提高士气，甚至还在12日推出了一首行动歌。大意为:“如何给、何时给、何地给，都是我选择。女人！联合起来对抗暴力男人。我们要夹紧双腿！”

    该市的安全秘书戈米兹称，黑社会成员最喜欢的活动是性活动，他们加入黑社会更多的是出于权力欲和性诱惑而不是出于金钱目的。

    据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报道称，对黑社会成员进行的调查表明，犯罪的诱惑力和性以及金钱的诱惑力是同等的，女性们采取这种罢工方式取得成功是可以理解的。

    但媒体同时表示，目前还无法判断这场“夹紧你的腿”的运动是否已经成功鼓励那些黑帮分子永久放下武器。毕竟经济状况不好转，社会规范不完善，只靠女人们夹紧双腿，恐怕难以让男人们“放下屠刀”。 
 

假博士出任出版社副社长贪污获刑13年

　　新华网北京9月18日电（记者李京华）只有高中文化的沈镇林偷渡美国当了多年的清洁工，然后以“耶鲁大学计算机博士”的身份回国，蒙骗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社长，顺利地当起出版社副社长。不料，一封举报信将他的身份曝光，他贪污公款59万多元的事也随之被揭露。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18日以贪污罪一审判处沈镇林有期徒刑13年。

　　在法庭上，被告人沈镇林供述，他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9年，高中毕业的沈镇林偷渡到美国，在著名的耶鲁大学找到了一份打扫卫生的临时工作。他利用打工之余，旁听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的课程。

　　1999年，沈镇林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社长秦女士。他称自己是“耶鲁大学计算机博士”，还把一些专业词汇说给秦女士听。秦女士听信了他的谎言，邀请他回国工作。接到秦女士的邀请后，没有任何正式身份的沈镇林故伎重施，偷渡回国。

　　沈镇林回国后，而秦女士连护照都没看，就让他在出版社任职。1999年至2000年2月间，沈镇林受出版社聘用，并于2001年3月被任命为副社长，负责编程类和网络类的中英文选题的策划及出版，并负责出版社日常事务的处理等各项工作。期间，沈镇林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593430元。

　　后来，不断升迁的沈镇林引起出版社一些员工的怀疑。曾有员工在网上查找耶鲁大学毕业生名单，没有发现沈镇林的名字。2002年5月，出版社有人向司法机关揭发沈镇林的真实身份。真相大白后，沈镇林于同年6月离开了出版社。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沈镇林身为受国有企业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本单位公款，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宣判后，被告人沈镇林表示要上诉。
 

　　原载：南方人物周刊

　　转载：天涯虚拟社区
　　　　
　　记：前段时间您发起成立了华夏文化振兴基金，都做了哪些事呢？
　　刘：主要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和艺术教育。基金成立一个多月了，主要做了三件事：1.给北京所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捐赠《党的知识幼儿版》。党哪年诞生的，党旗什么样，党什么性质的党。从小就知道共产党怎么回事……
　　　　
　　记：我们对您和您的基金做的第一件事情比较感兴趣，怎么会想到给北京所以幼儿园的小朋友捐献《党的知识幼儿版》呢 ？
　　刘：我们给下一代崇高和忘我的精神太少了，年轻一代谈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带着讽刺的口气在谈论，好像可笑。其实他们对共产党的了解有片面性，并不认识共产党，我想应该从小脑子里有一个共产党。
　　　　
　　记：您最近出任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院长职务，同时还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主席，这和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倡的儒教 复兴有什么关联吗？
　　刘：对。按照当前社会存在的文化内容来讲是多元的，有外来文化有传统文化，有资本主义文化有封建文化，但从文化内容的指导思想来讲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指导思想，说大一点还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确有人指出，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儒学，这肯定不行。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记：是不是有人在装高雅？
　　刘：……有一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听音乐，乐队指导是个外国人，把我气死了。想把他哄走。一万人的大会堂闹哄哄的，他拿把凳子放中间，说你们什么时候安静下来我什么时候开始指挥，好像只有他懂高雅艺术似的。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尊重，我在底下看，真想把他哄走。……
　　　　
　　记：您喜欢的港台明星都有谁？
　　刘：邓丽君。她有些歌是不健康的，《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都是不健康的，但是总的来讲，邓丽君的歌曲，包括那个年代的台湾歌曲是有思想、有情怀、有激情的。……
　　　　
　　记：您觉得第五代，象陈凯歌、张艺谋他们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刘：比方说，张艺谋当时拍了《红高粱》，我认为它艺术上是不错的，摄影很好，是一流的。但中国人在酿酒时（往酒里）撒尿，可能有一些人，那是极个别的，不代表中国，不代表中华民族。咱们文艺作品应该抓住典型性、有代表性的东西通过艺术表现，没有代表性就不能表现，我认为这就是缺点。
　　　　
　　记：我们很好奇，如果一部电影一本书的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某个片断，或者一本书的某一个段落为什么要砍或者改？
　　刘：有的改也是对的。有点作品有点问题也得改。比方说《霸王别姬》，剧中是演员自杀，演员自杀那影响多大，咱们徽班进京都二百多年了，京剧演员自杀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太差劲了吧。后来改成剧中人自杀，这就不一样了。象这种就要改，不改不行。……还有一次，说两个相声演员，他两上春节晚会，春节晚会和小品最难弄，有一天中央台给我打电话，说你来看一下，说他们弄了个相声，二十多天没睡觉，累得要命，我就去了，在梅地亚。题目给我说了，说我们两就说《钱》。那怎么行，枪毙。我说你选题就不行，我说没钱不能办事，但钱是万恶之源，几分钟能说清吗？上春节晚会不是自找麻烦吗？我没看节目，一听题目就毙掉了。……还有赵本山的小品，那个《车站》，我给改了三四遍呢。第一遍看完后，我没吭声就走了，赵本山特紧张，它就到处把我家的电话都弄到了，打电话：刘部长，你可别枪毙节目，枪毙了我怎么回去见我们父老乡亲，我下半辈子怎么再吃这碗饭？我说不枪毙也得改啊，我本来也没想给你枪毙，给你改，他原先是讽刺乡长吃喝，我说乡长是咱们政权最基层，他们最辛苦，你讽刺他们不应该啊。后来他说大中型企业厂长吧，我说那也不行，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们正满腹牢骚，他们也做了不少工作。最后改成皮包公司的老总，我说你去讽刺他们吧，他们有些的确不怎么样。我对他们都比较宽容的。
　　　　
　　记：晚上看电视吗？
　　刘：看。喜欢看革命题材，最近演的《陈赓大将》，我就觉得不错。
　　　　
　　记：看不看娱乐节目，或者韩剧？
　　刘：韩剧不看。韩剧婆婆妈妈的，一个事能弄两三个晚上。体会它的儒学的思想道德就行了。
　　　　
　　记：最近看了什么电影？
　　刘：最近没有。我们政协几个同志跟我说，有个电影《疯狂的石头》太不象话，我准备去看一下。不看没有发言权。
　　　　
　　记：您的那些政协同事，对《疯狂的石头》的批评主要是什么呢？
　　刘：（他们说）过于追求市场、迎合市场，某些落后的东西可能多一点。……
　　　　
　　记：文化是多元的，但您认为其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
　　刘：对，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把精华当成糟粕，把糟粕当成精华。
　　　　
　　记：您觉得谁来判断精华、糟粕呢？
　　刘：是马克思主义和时间，（这两者）来判断最准确。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科学的。……衡量我们的一切，就是看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
　　　　
　　记：您怎么没开个博客呢？可以把您的很多想法跟大众交流。
　　刘：新浪想给我开个博客，我没有同意。我也不知道博客是怎么回事。
　　　　
　　记：反思这八年，有没有后来看起来是错误的决策？
　　刘：没有。
　　　　
　　记：一直正确？
　　刘：我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决策的时候要慎重思考，一旦决策，勇往直前，决不回头。起码这八年，我自问，大问题没犯过，小问题也有啊。有时候出错也不能承认，承认自己没把好关，你这么关都没把好，当什么文化部长。
　　　　
　　记：领导不能把责任往下推，这个和做人的品德没有冲突吗？
　　刘：不冲突。
　　　　
　　记：犯了错误不承认？
　　刘：这是一种魄力啊，你要承认你就完了。
　　

　　原载：天涯社区
　　会议主题：苏童新作《碧奴》学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2006年9月1日 下午2：00——5：30
　　会议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
　　
　　会议内容：
　　
　　陈晓明：我首先做一点自我批评，我来晚一点，今天有一个20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说要见我，我也没有办法。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里大家齐聚一趟，召开苏童的新作，《碧奴》的学术研讨会。
　　
　　今天到会的朋友都是文学界的同仁，也都是亲朋好友，本来今天应该是曹文轩主持的，曹文轩因为要去德国，他的签证出了点问题，今天被德国大使馆约去面谈了，所以我是临时替代的主持人。
　　
　　首先，我想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嘉宾。首先是我们今天的主讲苏童先生；还有远道而来的马悦然教授，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这位是陈福民教授，他是中国社科院研究所当代司的负责人。这位是阎晶明教授，他是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因为他到会导致我们的会议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下面是诗人胡续东，也是我们北大的校友，还有这位女士是陈女士，以前是中国时报的记者。这位是陈建军女士，是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的总经理。这位是李杰（音），是重庆出版集团的。这位是北大教授孔庆东。这位是孟繁华教授，原来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被沈阳师大高薪聘走，现在是中国年薪最高的教授。这位是著名作家格非先生，清华大学文学院的教授，这位是张颐武教授，这位是邵燕君教授，这位王娟教授。其他的都是我们现当代的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可能还有本科生，可能还有其他系的，我们都非常高兴，今天大家坐在一起探讨我们喜爱的苏童的作品。苏童这么多年来为中国的文学孜孜不倦的写作，给汉语的文学提供很多有益的经验，今天我们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
　　
　　我们今天采取一个比较自由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发言，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讨论，有不同的看法随时发表。我想苏童先说说你创作的想法。
　　
　　苏童：我觉得今天应该开一个对我的批斗会。
　　
　　陈晓明：哪一位先来发言？张颐武教授。
　　
　　张颐武：我觉得《碧奴》这个作品真的是非常值得祝贺的，真不是闹着玩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书越看越好玩，越看越有很深的印象。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一个是，我觉得他把大历史和小历史写得非常好。把宏大的历史的叙述，把他变成各种小人物的综合，这是跟宏大历史之间有一种想象的联系。但是他生活是自我完整的跟历史不是说一样的，或者同构的。人在大的历史里面，在特殊时代里传奇的故事，他现在把原来的故事改变了，改变的方向，我觉得出现了一种孤零零的个人的历史。原来我们对秦始皇的想象有一个压迫和斗争的模式，这书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利用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来处理。一个个人的命运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我们想不到的，这是一种反黑格尔历史而写的东西，大历史中人牺牲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书，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好的地方，它的力量就在于他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从历史里面都捞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的地方。他对神话，或者传奇，或者是中国传说的借用，其实是一个框架，一个想象的基点完全是一套苏童式的东西。原来的想象是经常被各种不同的书利用。比如说关于孟姜女或者诸如此类的想象一般都利用在阶级斗争或者阶级压迫，这是一个很大的取向。要不然就是牺牲一个个人完成历史的奇迹。类似这样的方法，他这里都没有。而他是一贯把苏童的想象延续到今天，所以我觉得是一本奇书。我觉得这书的长处或者好处就在于他从一个人的命运里面，特别是从一个经典故事里面引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苏童式的想象力，敢于对一个故事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东西。因为这个故事有非常多的历史层叠在里面，这个历史层叠在里面，你很难拆掉。但是苏童非常成功的把它卸掉了。历史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目标了，原来有一个发动机、汽车的钥匙，一开就开掉了。现在钥匙被抽掉了，就变成一个散碎的零件。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我觉得小历史在大历史中间，但是小历史把大历史分离开来。
　　
　　我现在想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大历史越来越没用了。我看好几本书都有一个趋势，那个女的参加革命也是莫名其妙的，在革命里面，他历史的位置就慢慢的走到越来越不可思议了。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点不像鲁迅，有点像张爱玲。鲁迅的人都是对大历史有用的人，张爱玲的人都是对大历史没用的人。像鲁迅的《祥林嫂》，你看她好像也是没用的，劳动人民，但是大历史很有用。而张爱玲的人都是大历史没有用的，都是废品，但是一个废品对历史来说很重要。所以苏童的书是最新的形式，回到日常生活琐碎的环节里面。我现在觉得生命好像跟大历史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大家想象的。另一种，我们现在就是日常生活而已，过日子有一些很琐碎的事情。虽然大历史对你有用，但是这些命运和你个人是结合的。王蒙现在写的书不是大历史，而是跟个人有关系。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挺好，所以，我觉得苏童的书好就好在他把大历史的东西贯穿在一个大家对这个东西很熟的东西里面，重新改造变成新的东西。所以，这确实是一个新作品，完全跟过去的历史、过去的神话没有什么相关的。
　　
　　做活动的时候苏童的品牌是有一个特点的，把他完全历史的变成苏童个人的东西，这是他完成自己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有意义的地方。第二个，他这个书有一个好处，我觉得是一个否定的肯定性。现在中国人跟五四的时候很不一样，现在大家都有一种肯定的欲望，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都在不断的否定中间，但是现在大家突然进入了一个肯定的时代，开始急于去肯定。你看网上的草根对传统道德都非常拥护，而现在变得对钟南山都很生气。然后，现在大家对男女恋爱也有很多看法，最后导致大家都非常生气，这一生气，就有一个肯定的东西。着急肯定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些都是固定的。谁要违反了，现在我们的网民比过去的道德警察还要道德水平高。虽然生活之间的道德水平不见得高、虽然我们学习八荣八耻学得不错，但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提高，他在网上的道德水平比一般生活当中高得多。这个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身有所感。但是这个提高里面有一个坏的东西，就是道德水平那么高以后，这个社会变得很可怕，这个社会变得非常无聊。大家都很义愤，过去做官的人都不太义愤，现在做官的人也都拍案而起。就是大家有一种强烈的肯定社会的欲望，这个肯定的欲望跟自己的焦虑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潮流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肯定性的欲望里面，苏童的书里面有很好的地方，是一种否定之肯定性。这个是这本书独特的地方。这本书里面肯定一种价值观，肯定了一种生命的意义，肯定了一种东西，但是他始终是一种否定的态度观察的。但是他的否定里面，最后我看到整个故事里包含了一种以往的实验的小说，更多的否定性。这个跟草根，跟劳动人民的愤怒有一种相关系。但是他把实验者的否定性保留下来了，所以比只有群众的肯定性要好。我看这书很大的启发就是怎么样处理一个肯定的世间。
　　
　　原来的故事、原来的神话或者传说，都有一种肯定性，但是我觉得苏童赋予他的肯定性是完全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背景下面赋予的他的一种否定的肯定性。他在所有的细节上不断的否定的时候，整体上提供了一种肯定性的想象。就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肯定性。就是过去小说里不确定的，现在变成肯定性的价值。这本书有一定的肯定性，但是他是通过不断的否定达到的。苏童的小说对坏蛋的看法是非常微妙的看法，这个是超越了一般的想法，但又和这个是带有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有着很复杂的寓言性，而不是说重述过去的历史。
　　
　　今天，大家对所谓中国性怎么去看，现在大家很苦闷。过去，我们觉得中国性可能是坏的东西，或者民主主义的东西。现在大家又用中华性肯定自己，中国是有用的，就这种肯定性，我们有很多想象。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出去办大事，要去拓展一个伟大的前途。在这个时候，其实苏童最伟大的地方，或者最好的地方，就是他的肯定性始终没有那么肯定，他包含着一种来自80年代后期以来写作的最好品质，就是把否定东西和肯定性有一个精妙的结合。在这个结合性里面中国性变成一个过程，这个书最好的地方，或者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可以读出中国性或者中华性的微妙的地方。中华性有很多灵活性，这是最好的地方，而且没那么僵死，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
　　
　　很多人都怀念八十年代，现在堕落了，不好了，八十年代都是好人，现在都变坏了。另外一个，年轻人起来了，我们也都退出历史的边缘了。最近我看苏伟写了一篇，说八十年代听的唱片，那时候是有灵魂的，现在听的唱片再好，也是没有灵魂的。我也不知道上哪去找那灵魂了，我觉得苏伟写的书，我看了觉得很伟大，很感动。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八十年代给我们的现实压力太大，所以才会出现这些东西。其实八十年代是有很多争议、非常残酷的斗争、非常复杂的时期，可能没有想象的浪漫。现在我们造出八十年代，是有很大的神话。但是我觉得《碧奴》是跨出八十年代的门槛，没有重复的风格。增加了肯定性的元素，通过《碧奴》这本书有一种强烈的肯定性在里面。说句庸俗的话就是“与时俱进”，他可能不爱听，但是我觉得与时俱进总比八十年代说现在的时代不好要好点。但是，我觉得苏童始终保持了一种革命家的斗志。
　　
　　虽然在八十年代已经很了不得，但是宝刀还不老。我觉得《碧奴》比《兄弟》高明的地方，就是《兄弟》是过去的作品残留的遗迹。但是《碧奴》有一个好处就是敢往前走。《兄弟》是一个否定性的作品，那是非常虚幻的，非常不存在的，非常低级的。但是我想别的作家也都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李锐都是很伟大的，但是我不是说坏，都是优秀作家，过去也都写过好作品，还有外国朋友都很崇拜的好作品。像我们这些不太了解的人还不行，读不出很大的意义，像很多外国友人都读出了很深刻的意义，我觉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苏童永远都可以往前走，他走的每一步都很坚实，他实实在在的走，保持自己很好的品质，就是不断超越自己的品质。我觉得苏童：还有一个很强的希望，过去胡峰（音）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能同时代搏斗，就看他有没有勇气，我现在觉得别人勇气越来越少的时候，他还有这样的勇气。我觉得苏童就像是老兵还在不断的搏斗。
　　
　　一个人我觉得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代，过了就不行，社会是很残酷的，好多人都被非常残酷的资本主义抛到了外边。但是我觉得苏童他能够找到一个点，扎到咱们这个时代里来。你看这个书好像跟今天毫不相干，但是客观的来说，这个人还能够战斗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大家看这个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颗心在跳动，一个生命在那活着，这种力量，我觉得比别的东西都会宝贵。我觉得人的状态在那，所以苏童还是在八十年代以来，好像走的是一个很平稳的道路，但是这个平稳的道路里面有一个坚持性。
　　
　　你看起来他的小说好像都是很幽雅的，跟我们有一点距离的，看起来永远都是以这样的状态往前走，但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了我们大家。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碧奴》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什么标志？一个作家怎么样把自己的潜力、一个能量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里面找到一个点。通过一个不相干的东西，我老是能看出来那个文字、那个内容里面有一个和今天这个时代紧密相连的东西。咱们同学可以回去读，看有没有不同的地方。这个《碧奴》究竟在哪和今天的时代有关？
　　
　　陈晓明：谢谢张教授，非常哲学的命题，否定中的肯定，值得我们学习。
　　
　　陈福民：参加《碧奴》研讨会很高兴！我没有张颐武教授这么庞大的知识背景，相对来说，我会说得简单一点。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最著名的两个跟眼泪有关的故事。我们首先提到的可能是《红楼梦》，《红楼梦》写林黛玉来到世上还泪，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的象征。这次苏童写《碧奴》，他在《碧奴》里突出了传说当中孟姜女用眼泪哭倒长城的文化意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苏童在这方面显示了他的才华和聪明。因为我看这个书是“重述神话”系列，从出版社来说有一整套的构想。好像叶兆言也在写。但是苏童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就是他所能依据的仅仅是一个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因为这里就是孟姜女、万喜良（音）、长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写作。这种困难、历史的空场，对于苏童来说是一个困难，同时也是一种契机。在这里，他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关于中国历史、关于自己文学观念的彻底的整合。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试图通过《碧奴》来发现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本事，而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全球化当中；在当下文学作为一个语言的活动在今天遭遇这样巨大的困难的背景下，苏童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想象，如何最大化的整合了自己的文学资源，从而整合出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意向。这是读者感兴趣的第一点。
　　
　　这点下来就可以说七个字，巧夫难为无米炊。史学界和考古界有一种巨大的争论。因为李先生倡导走出已故时代，顾撷刚先生的观点是推翻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对中国历史现代化的进程，我所知道的有一种对顾撷刚的思想判断，认为他已故思想对中国历史构成是有破坏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意见，在今天关于这个争论是如火如荼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看苏童的《碧奴》，我想到的是什么？我会想到神话与历史的一个关系。很显然神话是对历史的反动，因为所有的历史在一个局限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凝固的知识，而这种凝固的知识就会成为一种迷信。古代神话可能不富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当我们参加到神话当中，就有再造的工作。作为我们现在的读者参与到神话的写作当中，实际上由于对历史的拆解，但是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在十几年前都被揉烂的话题。
　　
　　每个人无论是一个写字的还是不写字的，无论是读历史还是不读历史，都有自己的观念。我觉得像《碧奴》这样，内在包含着一种改写历史的充分，重建历史的充分。我不知道这样说，作家是否认同。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顾撷刚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层垒形的。这种语言叙事使历史越来越贴近文学。从三皇五帝以前的历史都是不可信的，但是他指出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离这个历史越来越远，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我们离历史越近，我们越不敢说话 。在这个意义上，他在史学的观念是非常先进的。我想表达的是，通过神话来拆解历史，对于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们今天，神话帮着我们搭了一个桥梁，我觉得这个方面《碧奴》苏童通过自己的文学努力，都做出了非常好的贡献。我从来不认为拆解历史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也许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不在历史当中，但是我自己相信我跟历史是有关联的。这是我谈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文本而言，我在外边开会期间看了这本书，但是看得不是特别细。《碧奴》的文本保持了苏童一贯的特征，他语言的格调、语言的调性，保持了南方的迷信和因由，假如这本书由北方人来写，可能不太一样。语言的调性是音乐上的概念，但是我想把它挪到文学里面。通过阅读《碧奴》的文本，我能够感觉到苏童的语言调性还是保持一贯的，仍然具有章领，仍然具有鲜活的表现力。从构筑上来讲具有非常奇特的反差。我们知道孟姜女的故事是非常感人的，用张颐武的话来说是带有肯定性的概念。但是苏童在刻划《碧奴》的人物的时候，他写了很多很意外的东西。比如说碧奴这个人是不可理喻的，是执拗的，她是愚笨的，是不懂事故的。他极力的强调和夸张碧奴这种不可理喻的特征，使最后哭倒长城，这种强烈的反差。我注意到人物性格之间的反差。
　　
　　另外在整个人物结构当中，除了碧奴一个人物之外，在这个小说当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不可爱的。这种不可爱一定包含着什么秘密呢？所谓天机不可泄漏，所有周边的人物和文化环境都是不可爱的，表明苏童对中国历史认知的某一个角度。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东西跟历史是相关的。有人可能觉得这个小说非常单调，线条太粗。关于他的人物结构和情节之间的相对单调，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好的词语来说，是一种简捷。但是作为我们也很难说，这个可能是简陋，也可能是简捷。对我个人来说我倾向简捷，也许简捷跟神话是有必然联系的。最后一个，我想批评一下这本书的名字，虽然已经出来了，这个批评毫无疑义。但是我仍然要说，这个名字带有惜看的景像意味。作为孟姜女来说，你无须变化的，当然作为一种商业操作，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陈晓明：程光炜谈一下。
　　
　　程光炜：非常怕在作家面前谈作家，一般作家都不认可。确实这也是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比较尴尬的。正好上个星期，我们给学生讨论八十年代的作品，其中对苏童的作品非常认同。好作品放很多年再看仍然是好作品，我觉得这真的是好作品。虽然这话很朴素，但却是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碧奴》在表面的题材上是写神话，但还是在过去的轨道上。我觉得他似乎一直在写一个不可能的古事。比如说《妻妾成群》（音）的四太太，她不可能完全占有她的丈夫，她必须和其他几个丈夫分享她的丈夫，但她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三太太也不能分享，而太太能够分享，所以她游刃有余，过得很滋润。现在我们看史料，孟姜女有各种可能性，她可以改嫁。恰恰孟姜女这个神话里面，他有一个我们不能意识到的东西，但是必须得去做，明知不可为而为知。
　　
　　今年八月份是中国非常悲情的八月，重庆旱了40天。我觉得大家都在做很不可能的事情。在八月份，一个是《易中天的品三国》，大家都去买那本书，但是我估计我们同学都不会去买，我们同学都看《红楼梦》。在我看来，这2000年来最好的历史就是悲透的东西。因为林黛玉是不可能嫁给贾宝玉，因为她有病，没有哪一个父母希望自己儿子娶一个有病的女孩子。再一个她没钱，为什么王太太选择薛宝钗，因为她有钱。我觉得对苏童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因为在八十年代来讲，都是非常有才华、有创作的作家。
　　
　　在那个时代，不但有人给你贴一个标签，而且都有一种写作上的依赖性。到了九十年代，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个人。刚才说到悲形，其实我更愿意用一个词就是“情伤”，也可以换成“情殇”。刚才有人提到鲁迅，可能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很多人很肯定的作品，我不是很看好，像《祝福》、《孔乙己》。我非常看好他的散文《父亲的死》。很多作品，反而大家为什么认可那个东西，大家需要一种国家性的东西。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我觉得不光是苏童、格非先生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就是你们一生写的好的东西，大家评价并不一定高，可能你认为不好的东西，大家评价非常高。当然我这种看法带有一种偏爱的东西。那么这种情伤既是一个文本的东西，也是一个作家个人的东西。越是有抱负的作家越容易做一个不可能的东西。
　　
　　最近我看到杜维明，他在环球时代上有一个谈心理学的问题。在东方这些国家，实际上有一个儒家的排位，上海人排得最高。他说儒家文明为什么在中国说得这么厉害呢？有很多原因，其中还有一个叫做悲剧的爱国主义。我引用张颐武对苏童作品的评价就是一种不可能的东西。有一个作品的出现，好像带有偶然性。刚才我讲了很多，作者不一定认可，这个也没关系。对一个有抱负者总要问一些最本质的东西。就这个作品本身来讲，我觉得还有一定的风险性，也不明讲了。风险性在什么地方？神话，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对神话没有太大兴趣的民族。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最发达的是哲学，是一些纪实性的东西，比如说诗经，纪实性的汉书、史记。可能最好的东西，你读起来没兴趣，我读《碧奴》就没有兴趣。我觉得可能西方人对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它的商业性怎么样？
　　
　　另外一个问题，对一个作家来讲，可能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要考虑读者当下的一种感受，另外一方面他不在意这种感受。比如说刚才我谈到鲁迅，鲁迅写的《父亲的死》，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写到一些他就写不下去，这也就是说作家并没有想到读者会不会喜欢。刚才谈到地域性，这个地域性可能不能说明问题，可以说现在文学作家中，在文章结构上最有耐心的三个作家其中之一是很有耐心的，那么，苏童的小说也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细致，你几乎找不出什么漏洞。一个作家的细节对一个小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都是很关键的细节。《碧奴》对苏童来讲，可能还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对他的意义怎么评价，还有待于实践。
　　
　　阎晶明：在座的里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学者，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自己很自觉的写了一篇作业，我是来交作业的，尽量的打扮的像一个学者，但是讲的毕竟是一个假的。对我个人来说，谁都不知道他在下一个小说中展现原生世界。我最喜欢他的一篇小说叫做《六年前的春天》，再造另外一个小说的想象世界。比如说《帝王的生涯》，我认为他天生就是为小说而生。而且在中国的作家里面，我认为他是掌握最多的小说写作策略。
　　
　　其实孟姜女哭长城是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故事主题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执著爱情可以感天动地。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主题。而把这样的故事要改写成一个小说，其实我觉得它非常容易偏离神话，而变成人间故事，那就是一个相思和思念的故事。一个人用眼泪哭倒的长城，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情节，但这个情节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简单处理的，对用眼泪哭倒长城都是略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苏童不是戏说神话，他所做的恰恰是仅仅抓住了这个环节，充分的想象、无限制的放大，重现了伟大而又离奇的神话。在这种写作和追求下，我觉得苏童忽略了故事的现实一面。他反而把妻子爱丈夫的一面忽略了，而把哭长城这种神话的东西放大了。所以他用了非常华丽的语言、奇特的想象，为我们再造一个非常有色彩的想象。
　　
　　在我看来，《碧奴》是一部关于胡告之书。我一开始他就是写一个爱情故事，其实不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弱者对强者抵抗之书，是一个个体对全体的执意的反抗。他是关于爱的深入，也是关于空气的神话，也是关于寻找的神话，在这过程中，我们得到的是公告。在《碧奴》里面有一点非常明确，一上来岂良是一个孤儿，一上来，碧奴就和他结婚，之间没有如此心爱的情节。于是碧奴的爱就变成了绝对的孤独。她表达爱也非常孤独，我觉得这是一种超出常人想象的选择。碧奴不但没有得到平常女子的响应，总之，她是孤独的，一个人的行动，而且她还没得到其他人的同情，她还因此遭到了诅咒。比这更孤独的是她的丈夫本人也不知道碧奴的这种选择。所以我觉得碧奴的爱本身就是孤独的，连她的对象也没有响应。
　　
　　碧奴的寻夫是完全绝望的事情，但是她始终在孤独中坚守，在行走中坚持，所以她有时候看上去像一个战士，当然也有时候像一个疯子。如果大家看小说的话，就会很明了，她的眼泪既是一个武器，也可以感染别人。她一哭，只要别人沾她的泪水，也会哭。在一个不可哭泣的世界里，哭泣就会变异，泪就会在任何时候，从身体的任何一处都会清晰而出，我觉得这是苏童很大胆的想象。在碧奴的周围，他们失去亲人的感觉并不像碧奴，其实他们缺少的就是上路的勇气。大家缺少的都是想哭而不敢哭，眼泪都从身体的别的地方倾泻而出了，而只有碧奴一人走上了情感之路，我想这也是小说的一个主题。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写跟小说传统的写法不太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当中，寻找是一个人自觉的行动，并不是克服思念之情的主要方式。而更多的在传统文学里面，更多的是等待，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思念就是在家里坚守、等待。一个人可以等另外一个人十七年、十八年，就会感动。孟姜女是一个特例，因为她不是等待，而是寻找，所以她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更多色彩的故事，而且还带有非常神话的东西，也就暗示着寻找比等待更加有意义。我觉得他是在突出和夸大神话这一面，而把现实这一面忽略了。
　　
　　伴随小说故事的大量意向有几项，比如说对无限放大，变成弱者的武器，或者化成他们激情火种的热情，或者借着《碧奴》的力量，还有待碧奴感情真意的含义等等，而最有可能出现在小说里的两个意向，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岂良。但是他把这两个最为庞大的意向推到幕后了，从写作的策略上来说，回避把这个小说写成普通的人间的爱情故事，就是他不想批判秦始皇那个时代的历史，也不想写成第二个窦娥冤那样的故事。所以他忽略了长城和岂良，而突出了心目中离奇的东西。在小说的结尾，一直等到碧奴哭倒长城的时候，他也没有很多的描写。
　　
　　在绝望中坚持信仰，在绝望中乐观而认真，这些都是碧奴性格里面的因素。一个人是否信仰，只有一种办法能够验证，那就是能够为信仰承受痛苦。愿意承受一切痛苦，这是碧奴表现出最大的勇气，也是苏童所要突出的人物里面最大的性格特征。当然我还不能肯定说碧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因为在小说里没有完全的体现。说到底它不是一个关于爱情之书，是一个关于寻找的奇迹，是一个弱者用眼泪战胜一切的神话。比如说岂良不在，我把寒衣送到岂良那里，我也无悔。读这本小说，我还想到鲁迅的《过客》。这个小说也是一种寻找，和那个是有相同之处的。我还想到《鸿福夜班》是一种描写非常荒诞的氛围，但是它越荒诞越逼真。比如说人都是通过某种动物和植物变来的，等等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能想到那个。
　　
　　我还想到一篇文章，安妮宝贝的《莲花》那个男的前往西藏寻找漠河，有点象碧奴去寻找岂良一样，但是他们最后谁都没有见到自己想要找的人，而他们所要找的人都是在快要到达之前被活埋了。其实这都是一种引喻，也是一种寓言。不管怎么样，我把文学主题和小说世界沟通，都是作家对我们一次次的展现。总之，在我看来《碧奴》不是一个作家对一个传统神话的故事简单扩充，而是对经典神话的单斗。
　　
　　莎士比亚也在重写别人的作品，但是他不是在改变，他利用别人的作品变更主题，他是至高无上的作者。正如苏童本人在小说自序里面所说的，作家对孟姜女的这种认识是对一个性别，一颗纯朴的心，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对孟姜女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对苦难和生存的认识，说到底是对古老现实的当代书写，就是当代作家对古老现实的当代书写。苏童在自序里面写得非常精彩，里面有句话叫做“神话是飞翔的现实”也正是因为作家有这样一种理念，所以才让看上去非常遥远的，非常奔放的作品，它与我们当代的心灵有关，与我们当代的生活有关。
　　
　　陈晓明：谢谢程光炜非常富有学者的演讲。因为王娟老师她有别的事，所以我们先请她来说。
　　
　　王娟：我莫名其妙的来这开会了，因为我是民间调研室的，刚开始我接到电话是关于神话的事，后来拿到书的时候发现不是神话，而是一部小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喜欢读小说，可是到现在已经有十年没有读小说了，所以现在看到小说，就觉得好像变成一门学问了。印象当中，最早我不喜欢读金庸，但是我看到孔庆东在电视上一讲，我觉得小说还有点意思，就想看了，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看。这个小说也一样，说实话，我特别想把它看完，但是看不太懂，不好意思，我没有看得太仔细。我突然发现神话这个概念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是做神话研究，读的是神话，听的是民间故事，都是特别通俗、特别直白，不用费劲都可以阅读的东西。现在的文学作品好像是需要一点学问，而且得听别人讲，所以我今天听了几位学者解读这个小说，我估计我回去肯定能把它看得特别仔细。也许，我会重新拣起当代文学、当代作品来。
　　
　　我对这个选题特别感兴趣。其实民间有很多，就像神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口头传承的，古代有，其实当代也有，很多人还在讲神话。我觉得文学研究里可能对神话的概念稍微有一点出入。神话故事在民间，包括民间传说，它非常有市场，而且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可能对民间故事、民家神话觉得太白了，太容易理解、太容易接受了，可能就觉得不值得去看，或者不想去看。可是，如果能够有兴趣，或者拿出一点时间来去读一下的话，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的，它根本没有任何价值。就是老百姓口里讲出来一点没有意义。所以重述神话，有一点让大家的眼光重新去看那些民间口头流传的东西。
　　
　　所以，故事也好、神话也好，所有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后作家搞创作，都是非常好的源头。重述神话，我最感兴趣的一点希望很多作家重新阅读当代的一些民间故事传说，其实它在民间老百姓看来，神话不是说只存在了解当中，需要去寻找它内在的价值。普通老百姓也读神话，而且老百姓在这方面有专长。所以，我希望大家搞创作也好，写作品也好，能够把目光稍微关注一下民间的传说；我也希望把它引进文学创作当中，让它拥有更多的关注。我们这个好像是个世界性的项目，也希望西方的读者能够发现很多民间非常有价值，而且有非常多有内涵的东西。
　　
　　陈晓明：谢谢王娟老师，他号召我们的文学创作从神话中吸收养料。格非你来谈一谈。
　　
　　格非：首先我在重庆出版社做重述神话的过程当中，第一部作品就请苏童来写的话，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正确的，也是非常有眼光的。苏童，我们是老朋友，彼此之间了解得多一点。我觉得他和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有一些作家只会写他自己，可是苏童除了会写他自己之外，还会写别人。这个当中，因为我原来对他有一部小说，大家可能评价不一样，我评价特别高的，原来他写过一部长篇叫做《我的帝王生涯》，我非常佩服的是苏童写皇帝也敢用第一人称，而且里面也有一些帝王气派，他能够去思考这个东西，去模拟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神话的重写，对我个人来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任务，我觉得这个挑战性太大了。但是我觉得苏童可能是比较适合来做的。而且事实上，这个作品，我看了以后，首先我感觉比较意外。因为孟姜女这个故事，我没有做过功课，肯定在民间的素材里面有很多。
　　
　　比如我小时候记得我们村庄里面有个老太太唱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有十八段，她是一唱三段，不断的回述，那个老太太也不太有文化，但是我就听她唱，不断重复，然后就到长城了。我觉得民间的东西是非常伟大的。可是我看到苏童这个小说之后，一开始有点意外。他居然用了非常多的长的句子，在这个小说里，大家可以看句子是非常长的，长句子是代表比较慢的日子，因为神话应该是用比较短的句子，能够带来神秘感的句子。而苏童却用了长句子，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有特点的句子。现在的写作，说老实话，作家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连一个起码的写好作品的雄心壮志都没有了，没有这个想法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可是我在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苏童他还有他的蓝图，他有他的想法，还有一个考虑，这个考虑就是说我能不能让它回到一种简捷。孟姜女哭长城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你要回到那么远的时代，那种气氛是很难的。我对苏童很了解，他还有这样的雄心去做这样的东西，而且还用那种奢侈的长的东西，非常典雅的东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苏童有一个比较单纯的童心的东西，使这个小说看起来不像一个神话，倒像一个童话，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他还有这样的心地。比如说那里写了那么多的门客、王和皇帝之间的争斗，爸爸一路上，他对眼泪的想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在看他第一页的时候，他有这样的句子，他说墓地里有一个山谷，山谷里面夏天流水，到了冬天就结成冰，然后小鸟在山边飞过，然后影子倒映在水里面，非常美好。通过个人的方式、个人的想象，能够重述一个神话的过程，带着个人思考的一个印迹，尤其重要的是苏童还有这么认真的一个态度去完成刚才程老师说的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作品。我个人恰恰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讲的部分。比如说苏童很轻易的可以借用民间戏剧性的写法，尤其是电视剧里很多人也编过这样的东西，但是苏童避免了这样的想法，他还是想通过实际的一些方式进入。
　　
　　陈晓明：谢谢格非老师作为学者，也作为作家，对苏童作品的解读非常的内在。请孟教授也谈谈你的看法。
　　
　　孟繁华：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是最冒险的，我从凌晨才从陈教授手里拿到这本书。
　　
　　陈晓明：因为他昨天才刚从宁夏回来。
　　
　　孟繁华：拿到这本书之前，参加了宁夏的讨论会。这几个地区是非常不同的，广州虽然不是文化中心，但是它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那个会上，我非常失望，我听多的都是陈词滥调，都是在北京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的。但是到了新疆之后，我感到非常新奇。他们那些经验或者资源，事实上在中国都是被强势文化所遮蔽的一些。在宁夏，我去过西海库（音），很多作家在一起唱歌的时候，他们唱《花儿》，北京去的人几乎是呆如木鸡，但是宁夏作家表现非常单纯，唱的《花儿》非常动情。回来我拿到苏童这本书之后，我一直读到天亮。来以前，我写了一个稿子，我觉得和新疆有很多相似之性。
　　
　　小说创作的普遍性危机，正在被我们所经历，危机的形成，与格式化的，不带复制的社会有关。当代作家表达感受就成为小说面临困难的思路，这也正是小说走向死亡的原因之一。无论这是否能够成为小说的救活之路，但是至少能成为小说复活的机遇。作家从一些文学当中找到他们希望活下去的机遇，既保持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流。苏童的《碧奴》虽然是由30多个国家共同操办的，但是还是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地方。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被引进起来，他只是碧奴的想象。我惊叹的是苏童的想象能力。被碧奴最后哭倒长城做了有利的铺垫。最后将碧奴终于送到长城脚下，那也许不是一个女子的底层，而是一个阶级的底层。按照过去阶级论的解释，这个阶级是最赋予革命精神的。在《碧奴》里，这个发生很大的变异。孟姜女去长征的路上所面对的羞辱、恐怖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阶级。因此，送长城脚下的过程，才显现出苏童的不同之处。
　　
　　无论全球性的对非物质遗产的文化行为，还是作家的写作策略，现在地域性的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我对《碧奴》的肯定，当然《碧奴》也有一些质疑，或者不能确定性的东西。比如说像当代生活里面的变异的内容的添加。比如说在五谷城，向城地奔的时候，有一个痨病患者，他有一种不诡行为，有点像现在公共汽车上的变态。还有一种人像现在的明星一样，非他不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童话的理解，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在当代人重新抒写文化的局限性都是可以理解的。
　　
　　陈晓明：非常感谢。下面请孔庆东教授发言。
　　
　　孔庆东：我没想到来参加这么大规模的会，参加这么群贤必至的会，我倒很喜欢参加当代文学界的活动，因为我是搞现代文学的。其实我今天最感兴趣的是，我发现王娟坐在这。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勾结起来的会上，有一个民间学者的闯入。我们这种研讨会经常被媒体批评，他们说那些好像表扬的话其实是真的表扬吗？比如说张颐武的语法是什么语法，他一连串用七个伟大，每一个伟大都一样吗？我发现有很多人误解他的话，因为他不理解。比如说王娟老师说十年不搞小说了，一个北大老师真的不看小说吗，所以你要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
　　
　　 在我参加这个研讨会上，我都听出了，每个研讨会都有批评和表扬，这个批评不像苏童说的批斗会。张颐武讲了，现在我们的批评，对媒体影响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可怕。因为网络必然是虚的东西，从网络下来的人，都是很好的人，到网络上都装得很激动。我对苏童的《碧奴》，首先一个印象是听说苏童写了一个《碧奴》，感觉挺兴奋的。然后拿到这个书读了之后，我首先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品，我所谓的不错是比较好看，我看电影、戏剧首先看是否好看，然后再看是否有价值。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对苏童一直有比较高的评价，因为这本书是苏童写的，所以我沿着这个号召力。
　　
　　凡是我参加的会，我保证不会让人家下不来台的，这是我做人的习惯。我先说这个书有几个明显的优点，一个是态度非常认真，这是一个活，是英国出版社挂衔，然后其他的出版社参与。我们学者每年都在承包这样的活，由什么机构发起，搞一个系列。所以，首先我注意到这是一个活。那么承包到手里就有认真和不认真之别。我觉得这个活干得很认真，在什么意义上完成、成不成完全不同？苏童完全是写了一个新的故事。其实孟姜女，民间有好多遗传。前几天，我在西直门地铁站看见一个老太太还在那唱孟姜女的其中一段呢。所以我觉得孟姜女的故事始终没断，只是在我们学者之间断了，所以我觉得王娟老师的话其实是在批评我们学者。苏童的《碧奴》是认真的在创作。
　　
　　第二，创作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惯性，保持苏童一贯的灵气、美感。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苏童比较拿手的超现实主义手段。再有就是语言上非常清晰、明快，保持了苏童的风格。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她拿到苏童的《碧奴》，不管你怎么评价，但是这本小说读下来，你读的是很畅快的。但是我要提两个问题，就是我感觉读的太快。我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是每小时十万字。很多人都质疑，说你每小时怎么能读几万字呢。我觉得中国当下长篇小说，都是一个小时十万字。这本书二十万字，我用一两个小时读完了，我都写在博客上了，而且还带有点批评色彩。最后面，我读的不是很细，我读书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前20页一定是细读的，但是后面肯定读的不是特别细。
　　
　　从这里面我感觉到读者的一种困惑，就是作者承包这个活以后，他一定会想我如何完成这个活。假如要给孟姜女拍电视剧的话，毕竟会加入那种浮躁的东西。但是苏童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还想把这本书变成品牌。他在序言里面和后面写的那些话实际上是他抽象的想法和抽象的愿望。孟姜女到底是什么阶级？底层并不是一个阶级，他只是到了问题的边缘，并没有进入到这个问题里。抛开孟姜女的传说，就说苏童新写一部小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小说写得非常好，一读小说就想起孟姜女来了。但是现在这个小说，大家早就知道了。
　　
　　我看到《碧奴》，我首先这是不是哪个国家的故事。从《碧奴》和孟姜女在二者比较之下，没有赋予更新的意义和更新的新度。这个问题可以从正面去评价，也可以从反面去评价。我能不能讲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就一定能够破解大历史。我觉得这个要从实际出发，我觉得你没有破解大历史，而是回避了大历史。也就是说你借着这个神话，这个活，然后你去干另外一个活，是挂着旗号去干另外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想研究陈晓明的学术道路，没有这个项目，我只好找到另外一个项目在这里写自己的。对于苏童的《碧奴》，我觉得语言过于牵强。因为叫碧奴的女子她去寻夫，中间强调的是哭的神奇性，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精彩。把哭这一点放大，这一点写得很精彩，而且我还希望写得更精彩，但是说到底是想象的新奇，创造技巧的新奇，没有把神话的主题更深入一点。虽然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故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神话。老百姓理解的孟姜女，是不是他的主题就是爱情呢？孟姜女神话到底有几个层面？里面如果有政治的层面，是不是我们回避掉了，这表示我们很牛。未必是这么简单，一个是对神话的关系问题。
　　
　　第二个问题，他把神话进行了再创作，而且创作得非常好。我为什么读得这么快，是因为去掉了中国背景。这个故事不像中国的故事，我不能说作者是有意的去做中国话的作品，显然是无意的。我可以这样说，郭敬明也是可以写出来淡化历史背景的，语言非常精彩的小说来。我觉得这可能也正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家存在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普遍感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前一段铺天盖地的对陈凯歌《无极》的批评，我就不明白他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他们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无极》不是中国的。所以陈凯歌和张艺谋一道都被中国功夫打败了。
　　
　　这个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孟姜女的核心，这里面如果完全把国家的一面回避掉，能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作品问世之后，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孟姜女这个故事之所以千百年流传，有两个矛盾的双方。一个是泪，一个是墙。孟姜女是泪和墙的冲突，是泪跟墙的对话。我们可以重新去解释泪和墙的关系，我们这样重新解释之后，并不等于又回到文学和政治的传统的关系中，不是。我觉得苏童小说的出色之处是把泪讲得太好了。我觉得这可能是苏童超人的艺术品位。我想这个出版社找到余华行不行，找到王安忆行不行，我在脑子里过了一下，我觉得他们不会有苏童写的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恰恰没有突出墙，由于没有突出墙，或者有意的回避墙，这个泪的感动不够。这个泪想象是真的好，但是我没有打动。我相反被西直门地铁站的老太太唱的调打动了，我真的好像看到一个个人的命运，一个小女子在巨大的夹缝中，这个墙不见得是长城，墙已经被象征化了，我们今天说人民解放军是万里长城，这个长城是怎么被符号化的？这个长城可以是很多很多东西。
　　
　　我又想到20年前重庆有一个老太太，她的儿子无缘无故被派出所的警察打死了，北京记者专门为她写一本书《从黑发告到白发》。这个案子告了一辈子，这个老太太一直告不赢，这个老太太就是靠着一堵墙。而中国的社会又是很繁荣、很发达的社会，这怎么回事？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消解掉非人性的东西，这是中国神话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很多学者解答不了的，我觉得很多秘密倒是被那些艺术家捕捉到了。
　　
　　我感觉这几年已经成名的当代作家有这样那样的困惑。从余华的《兄弟》里我看到了这种困惑，从贾平凹的《秦腔》里也看到了这种困惑，他们都在找一些空阔的力量，包括《藏獒》。今天我从《碧奴》中也看到了，我也感觉到作者是否也有这样一种困惑。我还是希望中国当下的这些创造力非常强的作家，这些困惑不要白白的产生，通过这些困惑结晶出更好的文艺作品来。
　　
　　陈晓明：谢谢孔庆东教授。下面请邵燕君。
　　
　　邵燕君：我的工作就是读小说，这么多年来也读了不少小说，包括苏童先生的一些新作，包括《思燕》《兄弟》、《西瓜船》。我看到这个小说的时候，这是一个文化的工程。我当时就想设身处地的为作家想，如果是我接到这么一个活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呢？这是一个神话的重述，神话重述，现在有很多戏说的作品，重新翻作，一般来讲不可能找到原有的神话，你肯定得找到一个点，怎么重述？通常我要做一种颠覆性的重述，我得找到这个神话本身的一个裂缝，然后把今天人的价值观念，重新把里面的结构颠覆掉。我就想孟姜女的神话里有没有这个裂缝，有没有可以反转的隙缝做这个活。
　　
　　我想主要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忠贞，一个是悲愤。我想如果把忠贞颠覆的话，可能会变成非常搞笑的一本书，我是先这么想，然后才开始看这本书。我觉得苏童没有走这条路，他基本上对这个主题没有进行颠覆性的重作，应该说这里面是一个变奏。我也注意到他后记里所说的，他的作品想完成什么。有时候我更爱看前言后记里面，就是说作家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目标，然后我看他是否完成了这个目标？苏童在这里说，我对孟姜女的认识其实也是一个对性别的认识，对一颗纯朴的心的认识，对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我对孟姜女命运的认识其实是对于苦难和生存的认识。孟姜女的故事是一个传奇，但也许不是一个底层的传奇，是一个阶级的传奇。我概括还是两点，一个是对女性的认识，最后他归结为一个代表底层阶级的认识。我觉得这两点还是忠贞和悲愤。
　　
　　我觉得第一点孟姜女忠贞的表达，在原来神话故事里是有相当的社会和人性基础的。我相信孟姜女只是千万个思夫、送冬衣的女子中的一个。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此处乱码，略去若干字）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作家有一点过度使用权利，有点韧性。在女性意义上，我觉得这本小说不如写赞美的主题好。我觉得对女性的认识，苏童在十几年前已经做了。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设定的目标的话，《碧奴》的故事没有让我觉得在性别的意义上有什么更深入或者更新奇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她是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了。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就是一个非常悲愤的意思。孟姜女代表中国人最强烈的反抗就是哭。
　　
　　比如说刚才几位老师谈到哭的意思，中国人没办法了就哭，用哭感动天地，使哭成为一种力量，其实这就是哭与墙的斗争。在中国原来的民间传说我们有一个早的故事，还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哭。这是一种中国人的发展，他认为是一种合理的方式。也许，我们今天如果从政治主题深化来讲，要反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是个点。
　　
　　孔庆东：哭的最大经典从《白蛇传》中表现出来了。
　　
　　邵燕君：其实读这本书心情特别不愉快，但是不愉快并不是一个什么坏事。它让我有一种在读的过程中有一种特别感性的东西，就是生不如死。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情节写得非常好。哭本来是人的一种权利，在这里，他被强权政治压抑以后，人甚至忘记哭的本能。我觉得这里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一种在专制的压制之下，底层人的生活和反抗，还是有这方面的感性。我们对作品最高的要求就是深化主题、开放主题。如果不做这么高的要求，作家还是把原来的主题以更加新的方式给人们一种想象力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文学上的成就。
　　
　　这里谈到了一个先锋和写实，还有一个写实和写虚的问题。前几天，我看苏童那几篇小说，我觉得写实的风格是没问题的。但是在我读这些小说的时候，觉得没毛病，但是有遗憾。《碧奴》这本书，我同意陈老师的说法。今天我们经常探索的那些，在今天怎么继续呢？跟原来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今天的中国现实到底怎么结合才是成功的，不是说放弃，不是说继续原来可能死的历史，让他人工呼吸，而是我们把过去的成果真正纳入今天，成为今天有机的文学要素，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特别要面临的难题。我觉得在这里就有这个问题，你怎么和你的表达方式和你的寓意象征结合在一起呢？
　　
　　 我觉得可能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像加谬的《鼠疫》，他是虚构的。其实金庸会写这个，比如说《笑傲江湖》他写的是完全虚构的江湖，但是你看到《笑傲江湖》就像看到了文革。我觉得在这里面，应该是以虚写虚吧，但是虚的感觉应该非常实。比如说，我在这里，觉得写得最好的部分，也是最感动我的部分，是写鹿人，马人之间争相救鹿人，那个不是实的，是虚的，包括那些想象，但是那种感觉写得非常实。我觉得这部小说给我最大启迪的部分就是苏童才华完全展现的一个，也是从其他作家得不到的一种感觉。
　　
　　我看这本书，刚开始没有搞不好，他叫碧奴进去了，进去了就变成一个情欲的故事了，后来我发现苏童没让她进去。贼到门口送棺材，一直送到家里，最后回到家里又受到一番特别冰冷的嘲怒，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抓住了当代的一些情境，然后用一种苏童的艺术想象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我阅读苏童这本书最大的一个收获。但是这些部分，我现在的感觉觉得做得还不完整。他有时候是片断的，他不是一个整体的，处处都是充满灵性的，又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好灵光的部分，有的部分也是顺着走。我觉得这个文本还是有意思的文本。他在这些方面的探索，这种结合，包括他的困惑、他的矛盾，现在我们看到的成就和他的不足都是有意思的，我觉得对我而言，最有兴趣的部分，就是过去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如何和中国的现实，和原来的手法怎么结合起来，能够产生什么新的变化、发展。
　　
　　 阎晶明：这部小说里面，如果他把孟姜女和岂良的爱情只要涉及这个过程来，要么就是极其丰富，要么就是完全没有，我觉得苏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选择了后者。包括历史，也是，这个历史合乎政治一旦被带进来之后，要么就非常深刻，在历史学家、哲学家面前都能有一个交待，要么就是没有。我觉得他特意的把这两部分体现出来。我觉得不是创作难度的回避。而是一部小说中心的表现。这个小说有爱情，但是是假定的，设计好的，而这种东西你不能说完全不合理。比如说安妮宝贝就是一个老师莫名其妙的这种爱，这种小说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正是一种策略。
　　
　　比如说宗教，从小就一步一磕头的去朝拜，为什么？就是设定好的。如果苏童把各位老师说的都完成的话，我想这部小说是杂七杂八的，又没有爱情，又没有写彻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寻找。比如说鲁迅的《野草》你说那里有历史吗？有。但是你一点文本都没有的话，你能读出来五四时期的情景吗？为什么我们能看出来呢？是因为你根据鲁迅其他的东西读出来的结论。就这一部小说里面，他不可能完成那么多，就目前他所抓住的主题，我个人认为他完成的非常好。我作为一个补充，大家的看法有很多，也是替作家着急，你不能写一个把伟大的爱情、慢慢历史、含有一个人独特的个性的哲学命题都囊括的东西写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主题是建立在这个地方。
　　
　　邵燕君：我很怀疑，这个主题作长篇好，还是作中篇好。
　　
　　苏童：我越听对我真是蛮有教育的。对我来说，我说一个比较迫切想说的话，在我每创作一部小说，作家心里上有一个创作结构，这个心里上的创作结构是很短的。我对这部小说创作的时候，我的心里结构，其实是我要完成一次关于眼泪和哭泣的仪式。所以整个一部小说，它是以仪式（音）的延续为主，但是我不知道要多少篇章能完成，所以我对中篇和长篇没有设想。但是这家出版社唯一的要求就是十万汉字以上。我知道十万汉字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写到八九万字也是没有问题，可能是一个中篇，然后再写下去就是一个长篇。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孔老师所说的，他说的对这部小说的期望是眼泪和墙的对话。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对整个小说的设想，但是因为我小说所设有的叙述结构方式，真正的墙，长城的那个墙到了那是要拆掉的，要崩溃的。另外一堵墙，我比较有意的，就是孟姜女在旅途当中的那堵墙，我其实是在刻意的写了那堵墙。因为对于我来说，有的东西，我自己写的得意。我不太可能用理性的观点去判断自己，好多地方，我觉得写的我人都飞起来了，很Happy了，那就是我最得意的地方。一个作品，大家有很多人愿意谈，很多人不愿意谈。不可能每一部长篇像一个机器一样，一个齿轮咬住一个齿轮，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我有我的野心，但是我的野心确实不是把它写成一部史诗，我想写成一部诗篇。对于我来说，我想更多说的是这个。
　　
　　陈晓明：我想现在请马悦然教授谈一谈。谈一谈他对我们文学的看法。
　　
　　马悦然：我到这里来是要听你们讲的，我现在实在没有话说了，真的是。
　　
　　陈晓明：刚才本来我是想补充一些阎晶明先生的看法。苏童刚才也谈到了这一点，我还是偏向苏童的观点。从我个人来说，当然跟苏童有将近20年的友谊，跟格非，我们从20几岁的时候就是朋友。所以也不仅仅是说为了友情辩护，或者为了曾经走过的历史怀念他。同时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来表达我们当年不能遗忘的历史。而且中国文学曾经达到一个高度的历史，不应该被简单的遮蔽和替换。到处都是写实的作品，写实的作品铺天盖地。如何回到语言的魅力当中，包括苏童在《碧奴》中所说的回到语言的分享当中，回到神话思维的分享当中。我觉得这是当代文学非常紧迫的东西。这一点来说，我对《碧奴》很欣赏，很兴奋，同时也很欣慰。当然各位老师也谈得很诚恳，怀着一种对文学的责任，怀着对苏童的一种尊重。
　　
　　但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庆东兄提到哭和墙，我觉得他应该给出哭和墙的表达。这是一个神话的创作，他接了这个活，苏童我非常理解，他是老实厚道的人。苏童这个人非常帅气，妻妾成群，其实我了解苏童真是一个本分的。如何在当代文学中看到当代诗人的一种气质。其实这个小说，从它本身来说有一个很严谨的结构，我对这种严谨的结构有一种疑虑。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爱的理由、哭的理由都没有，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哭这个哭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回避了，这是一个历史的压迫。所以从国王开始，那一汪群水是几千年的眼泪积累成的泪泉。我觉得这一点太强调中国特色，就这一点来说是巨大的悲痛，而且你发现，这个巨大的悲痛、巨大的哭用一个妇女来承担。过去死人要哭、出嫁也要哭，女人要不哭的话，这个家就会败的，要是哭的话，两家都会发。所以哭是中国的象征。
　　
　　哭的理由是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在孟姜女里是不能破戒的。上帝让亚伯拉罕献计，献出你的儿子。亚伯拉罕举起刀杀他唯一的儿子，这是很大的苦难，这个苦难让亚伯拉罕一个人承担。这是没有理由的，上帝在看着你，那么他就杀了他的儿子，他在杀儿子的时候，杀的就是自己。回过来，我想这种苦难是很有意思的。孟姜女的这种苦是没有爱情的，这个起良是缺席的，但是她怀着这么巨大的哭是什么？这是什么秘密？我们这个民族一直这么哭？哭的是什么秘密？这个秘密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秘密，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我想起巨大的孤独，孤独里面的恐惧，后来他又写了《死亡的礼物》，也是写了一个关于献计的秘密。亚伯拉罕的老婆问他，你献计拿什么献计。他居然杀他儿子，他向他的妻子和儿子保留了这个秘密。他一直要寻找，苏童一路上都在写哭，静止的哭，不能站起来。一路上去找，而且都是同阶级的迫害，那么压迫阶级、统治阶级也在迫害。那么里有做马人的、鹿人的。我觉得苏童在写一个强大的历史的压迫，这个压迫由一个女人去把长城哭倒。这里包括一个民族奇怪的在女人那里所获得的一种解脱。
　　
　　德里在《死亡的礼物》中读到，女人基本是缺席的，女人基本没有承担痛苦。但在中国，基本都是由女人来承担的，所以你发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跟西方很不一样，西方有一本书是很有意思的，我又不得不提到德里拉，他考察兄弟的概念，兄弟是血缘的关系，都是男性，只有男性才有友爱，所以在他整个对历史的承担当中，民主的义务、共同体的建构，他都是男性，女性是缺席的。但在中国整个历史的苦难，我们最后在文学享受当中都是通过女性承担这样历史的苦难，让女性完成苦难。我觉得这一点很意义。
　　
　　对这个小说如果说有一点不满的地方，或者困惑的地方，就是岂良的缺席，为什么缺席的那么干净？我觉得对小说还是有点减弱。如果岂良的存在，作者是不是对岂良的处理没有信心。
　　
　　陈福民：如果岂良存在的话，这个小说没有那么单纯、更美了。
　　
　　陈晓明：对历史的处理来说，我觉得苏童用神话的思维处理历史，在这一点上，他是做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很有成就的。另外一方面，这里出现另外一个男的，秦素（音），他几乎是一个判断，没有联系起来。我相信苏童写到那里是Happy起来了，但是他是一个小偷，出现这样的人物是一个高级的小偷，是很有意思的。我占用太多的时间了，本来这里有很多激发我的东西。本来有位朋友，他有非常多的想法，我想等一下简单的给你几分钟。
　　
　　我是通过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知道苏童老师的故事的。其实咱中国有精卫填海（音）的反抗，这么一种思维和现实的人好像不一样，但是那种思维是悲剧的思维，我喜欢那种思维。苏老师，我看报上，您最早是想写《大禹治水》的，最后还是写《孟姜女》。我非常希望雅典奥运会的八分钟，张艺谋导演引用了《大红灯笼》那个形象通过全球直播传达20亿以上的观众。我希望苏童老师能不能有新的创意帮助张艺谋，等于是为2008开幕式创意。像神话，不管咱们国家，还是别的民族，它是文明的源和根。从这里面是不是可以由一些创意？
　　
　　陈晓明：下面，我们还是请苏童再说一说，然后其他同学有什么问题，我们踊跃发言好不好？
　　
　　苏童：有时候让一个写小说的人写完一部小说阐述自己的小说，今天的阐述跟明天的阐述很有可能不一样。因为小说的整个创作过程当中夹杂着太多的不固定因素。因为没有一个作家是按照自己所积累的稳固只是在写作。我们大家说有一句话比较相信，许许多多的创作，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不太接受。但是有一句话，可能是文学或者写作，他相信的是所回忆的。因为这种说法，我比较相信，涉及到文学创作当中你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因为写作是回忆的，因此带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别人有时候没法论，你自己也没有办法论。
　　
　　说到创作唯一可以谈的，说到底也回忆。我在写小说的过程当中，我确实没有想得太多，刚才那位老师也说对了一半，这确实是一个火。孔庆东老师说得特别对，我的心态上，我不是在写小说，我是在写我的小说，这是我最根本的心态。这个心态会影响我每一篇小说的某一个布局和发展。对我来说这个小说特性第一，这是我个人的小说。第二它是根据孟姜女故事改编的。我为什么把孟姜女改为碧奴，这是我自己要给她用这个名字，这也是反映我自己的心态。
　　
　　孟姜女哭长城，它是神话吗？它不是神话，它是民间传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是要写神话，让我回头向后看一眼。真的有时候往后看一眼，真的有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这个创作的过程对我来说很奇妙，刚开始我也解释了很多处，我之所以接这个活，是因为有赛达马蒂（音）在干这个活，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是有这样一种心情在引导我，所以说接这个活是不假思索的。然后其次才进入到真正思考的创作过程当中。进入思考的创作过程当中，我刚开始看到一篇报道，我真的是在《大禹治水》和《孟姜女哭长城》两个作品之间徘徊了好久。我不知道如果当初选择《大禹治水》，不知道怎么描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但是在写完《碧奴》以后，我的心情确实是非常愉快的。我从来没有写作一篇东西，感觉到写完是一种愉快，有的写完是一种空虚、巨大的空虚。写完有愉快的心情，确实是我从以前的创作当中没有这样的体验，以前的创作当中，在自己的身上开出许许多多的痕，藤完以后就是空虚。这部小说让我重温了年轻的创作的心情，我在里头，我感觉到我年轻，这是非常感性的话，没有什么理由。这部小说的创作让我非常年轻，让我非常怀念对小说创作的八个月时间。
　　
　　今天在座的学者、知识分子们，我很少在这样的场合下听大家说话，经常听大家说话，但不是听我的作品，这也是头一次说我的作品。所以听孔老师批评我批得我一愣一愣的，当然听到大家夸奖我，我很高兴。
　　
　　
　　问1：当一个作品，或者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改了，对作者本身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有什么利弊您能谈一谈吗？谢谢。
　　
　　 苏童：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利弊其实是很明显的。尤其现在的电影电视剧的改编给你付的费用相当于作家的创作很高，这都是每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利益对我来说这是之一。第二确实有时候能够通过影视的传播，可以获得第二拨的读者。所以弊端其实也很明显。有时候，更多的人看影视作品。
　　
　　问1：您觉得对您的两部作品改编还算成功吗？
　　苏童：我觉得都还不错吧。
　　
　　问2：各位老师好，我就这个作品问问题，刚才诺贝尔的评委在这边，在中国你是有希望的诺贝尔获得奖。
　　苏童：那是我太太造的谣。
　　
　　问2：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一下，您对我们中国未来的诺贝尔奖带有什么指望呢？
　　苏童：这个指望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去说这个事情，马悦然他自己说比较好，从世界来看，这几年真的是非常好，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奖，不能牵动我们的公众视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浪费。因为有时候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关注该关注的事。
　　
　　问3：苏老师问您一个问题，我看您这篇小说，看到最后的时候有点失望。因为您说关于眼泪的仪式的故事，但是您写到眼泪的仪式就结束了。
　　苏童：我这个就是要大家补充了。传说里哭倒长城以后，是不是起良的白骨出来了，这个没有必要写。
　　
　　问3：但是作为一个文本，我们不可能考虑其他的背景因素，但是看到这种会觉得它没完。
　　苏童：碧奴也没交待她怎么了。
　　
　　问3：我觉得这种交待有点草率。
　　苏童：可能有点草率，在我看来这时候应该结束了。
　　
　　问4：你确定写孟姜女的故事以后，你是否在确定之前确定好一个主线，比如说泪和墙。然后在创作过程当中你是否动摇过。你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变化？
　　苏童：有。所设想的主线，如果大家有写作经验的话，所谓你自己设计好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会被自己推翻的，基本上有一个主要的力能够牵引着你，解决一个小说的大的框架的构思。在小说的写作过程当中，有时候推翻自己，推翻自己，甚至推翻一段情节，引导重来。写鹿人和马人的时候，我写的比较愉快，我写写就写到好多鹿人之间的小孩之间的政治，后来我就感觉离孟姜女越来越远，所以后来这个东西就把它割掉了。有时候作家当然是能够尽量的驾御，有时候确实驾御不了自己往外穿的热情。从经验上判断来说就是所谓杂草。
　　
　　问5：因为您写到了底层，如果假如说孟姜女、碧奴是你女性的亲戚，你有没有想到过设一个帮助？
　　苏童：我所有的帮助都很微弱，有一点点。其实我所设计的墙不仅仅是制度。
　　
　　问6：苏童老师您好，我刚才听到各位老师对您新作的评论。因为我是到了会场之后草草的看了一下，我觉得有一点，我也特别高兴，很喜欢。可能就是您自己提到，我不是把它写成一个史诗，想把它写成一个诗篇，几个老师也特别肯定了这一点。而且这个诗意到底在哪呢？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浮躁的社会，在一种困境当中你需要坚持什么？碧奴她表现的是一个女性，她的那种坚持，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支持她，都是阻力，但是她有那么一根筋，那种诗意的东西可能就在这，我也特别欣赏这一点，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们现在的时代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也从这产生了一个问题，您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那么一部作品可不可以同时是一个非常好的长篇小说，又是一篇诗篇呢？有的老师总结你的小说达到那种简捷，那种诗意的美，可是长篇小说是不是有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就像孔庆东老师说的，跟历史对话的关系，跟传统的反思等等。如果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仅仅把它写成一根筋，一条线写下来，可能更诗意得到凸显。同时，跟刚才有的老师提到，好像是一部新的小说，如果说跟孟姜女没关系，也可以，您既然是说作为一个重述小说其中的一系列当中的一个作品，如果你更好的把原来传说当中的内容纳入进来，再把您诗意的眼泪能不能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把原来民间故事的东西抛弃了，我自己再重新创作，才能达到你设想诗意的这一点呢？可能表达不太清楚。
　　
　　陈晓明：很清楚了。
　　
　　苏童：我不太清楚。
　　
　　问6：对神话的借用可不可以更多一点？
　　苏童：您前面提到长篇的创作观问题。我基本上很多时候是在狡辩，比如说说到史诗和诗篇，我完全不知道史诗和诗篇到底是什么区别？只是为自己辩解而已。说到长篇，尽管大家知道我这几年写短篇，但经年累月写小说的人心里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是想写一部我刚才所说的史诗的长篇，那么到底用什么样的题材写？用什么因的东西写？其实是都不确定的。有一个说法，一个作家一生只写一本书，一生写了无数本书，最后拼成一本书，很轻、很薄。前一段我在读《情感教育》的时候，它怎么读都不错，而且确实有很多西方的大教授的情感一点不输于包法利夫人入。牵扯到每个作家自己的创作当中对自己的期望和展望，这个都是在行进之中的。其实，总是希望自己的下一本书成为自己的一本书。然后过了几天不是这个，还有时间，还来得及。就是长年累月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但是也心存欲望。有的人装得与世无争，但是那种野心也一定是存在的。
　　
　　问7：我之前在网上搜您的资料的时候，发现您在接受一个采访，参加一个什么会议的时候，说过一个想法，您最得意的作品是您采用一个循环的结构、一个开放的结构是从一个静止呼吸到呼吸，我隐约的懂得了您的意思，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懂得意思。
　　苏童：因为工地上是不允许有女人哭的。尽管路线走起来是直线，但是是循环的。她从一个不允许哭泣的地方经过了无数次的哭泣，又来到一个不允许哭泣的地方。
　　
　　问7：我还有一个问题不大好意思问你。我非常想了解，商业性的因素是否影响到您的因素吗？我知道您这本书写了四个月。
　　苏童：我不是写了四个月，我是改了四个月，一共有八个月。
　　
　　问8：您的作品，我看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说您这部小说写到了泪史，您真正所倡导泪史是表达什么意思？从一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阶层，我理解您处处指到见不着墙。您自己采访当中协调说过，一个阶层的定位。同时，现场很多老师也提到，我自己读的感受也是这样，真实读完的感受，我觉得是很失望的。所以我想说您的乐观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是不是一种虚妄的乐观，或者这种乐观是不存在的。
　　
　　苏童：有时候自己总结自己，确实很荒诞，我老觉得我是以神话更神话的小说在写这个东西。所谓的童心和单纯不是我真正写的通话，而是我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我在碧奴身上寄托了一个感情的乌托邦，我其实用更乌托邦的表现手法表现。许多东西都不合乎常理。碧奴身上带有一个明显的阶层烙印，在她漫长的旅程当中，背后的我所说的那堵墙，恰好我又在写那个阶层同时组成了碧奴用眼泪对话的时候有那堵墙，来自于碧奴的压迫不仅仅来自于阶层，其实还是来自于她身边。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说到一个阶层的时候，我没有刻意的让所有的碧奴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同阶层的人，让他和碧奴站在同一个境界里。所有的人在我的写法当中，都是碧奴要哭泣的墙角一块砖。碧奴的孤独，我是非常非常夸大的她的这种孤独。我几乎是用一种白痴的说法在写，这太极端了，包括她同阶层的人。
　　
　　问8：苏老师，我想知道一下，您怎么理解这个乐观呢？
　　苏童：比如关于眼泪的仪式变成了我小说最大的动力。但是我觉得本来我被孟姜女故事真正打动的就是我琢磨眼泪滴到以前长城的土上，土是什么形成？滴到石头上，石头会有什么反映？在这个过程当中，眼泪滴，能把长城弄倒，这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话题。其次，真的是用眼泪把长城所谓哭倒的时候是巨大的解脱，巨大的安慰，随后是一种快乐、一种欢乐。所以我始终强调这两个境界能够在长城体现出来。
　　
　　陈晓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参加！
　　

 
转贴者按：本文原载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主办《组织人事报》于7月初发行的第1452期，又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组工通讯》2006年第24期，已在各地进行贯彻学习，200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再次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此文。早在5年前，2001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就曾刊登署名“仲祖文”的评论文章《领导干部要经受住进退留转的考验》，“仲祖文”显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文章”的谐音。

 
　　目前，地方党委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展开。这次换届，中央的要求高，改革的力度大，涉及许多干部的进退留转。面对换届，绝大多数干部能够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保持了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但是，也有少数干部心浮气躁，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心态和行为；有的四处活动，跑上级领导，跑有推荐权、选举权的同志；有的感到提拔无望，精神不振，该抓的工作不抓了；有的对职务安排不满意，向组织讲条件，对群众发牢骚；极个别的甚至无视党的组织原则和干部工作纪律，拉票贿选，行贿买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正常工作的开展，也会损害党的干部的形象。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能不能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能不能经受住换届的考验，这是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

　　要讲大局，积极支持领导班子配备改革。这次换届，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的要求，精简领导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由于改革的力度比较大，一些原本有希望提拔的干部可能会失去晋升机会，一些原本在重要岗位上的干部可能要调整到其他岗位。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自觉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应当看到，推进领导班子配备改革，有利于优化领导班子结构，实现领导班子精干高效；有利于完善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常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利于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加强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领导和协调。实行这一改革，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愿望和要求。改革必然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了大局牺牲个人利益，是领导干部应有的胸怀和境界。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为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推进领导班子年轻化，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些老同志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是做人的工作的，给别人讲的道理，自己首先要实践；对别人提出的要求，自己首先要做到。在换届这一关键时刻，尤其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识大体、顾大局的表率，以实际行动支持改革。

　　要讲党性，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这次换届涉及许多干部的调整，个人有些想法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一些同志把权力地位看得太重，对个人进退得失想得过多，既影响了工作，也给自己增添了烦恼，这是不可取的。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素质优秀、符合提拔条件的同志很多，但领导职位是有限的，能够提拔的毕竟是少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领导班子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的需要。对此，每个同志都应正确对待。少数干部之所以在职位问题上患得患失，说到底还是党性不纯、境界不高，没有真正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他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官职有多大，而在于为人民做出的贡献有多少。对领导干部来说，不论是什么级别、在什么岗位，都有施展才华的舞台，都可以大有作为。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在全党集中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党员意识、党性观念进一步增强。换届就是对领导干部党性观念的一次重要考验，是对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效的一次实际检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体现在哪里，领导干部的党性体现在哪里？当前最集中的一点，就是要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不管职务怎么变动，都能够坦然面对，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做好工作上。

　　要讲纪律，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选拔任用干部是一种严肃的组织行为，干部担任什么职务，只能由党组织来决定，而不能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向组织张口、伸手。换届人事安排方案是党组织在充分发挥民主，广泛听取意见，综合考虑事业发展需要、领导班子结构、干部个人素质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次换届，在提名、考察、选举等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民主的新举措，特别是运用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进行换届考察，使选人用人的准确性、公正性有了更加可靠的保证，人事安排方案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领导干部个人一定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保证党委人事安排意图的实现。对于自身职务安排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组织反映，但不能采取跑、要、闹、送等不正当手段去追求个人目的。要自觉抵制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行贿买官等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的行为。有的同志看到别人在跑，担心自己吃亏，也跟着跑，这是要不得的。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谋取好处的做法，应当为一切正派的同志所不齿。实际上，靠搞小动作捞取好处的人，即使一时得利，也不会长久，而违法乱纪的人，迟早会受到查处。在以往的换届中，各地也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一些干部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教训十分深刻，应当引以为戒。

　　领导干部经受住换届的考验，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要结合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的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经受住名、权、位的考验。要做好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涉及进退留转的干部，要搞好谈心谈话，说明组织意图，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对转岗、易地交流和退下来的同志，更要多些理解、关心和爱护，帮助他们解决好实际困难。同时，在换届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增强工作的透明度，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让干部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公正。要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坚决查处各种违纪行为，对情节严重的要公开处理，以警示和教育干部。

 

仲祖文：领导干部要经受住进退留转的考验

　　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党委将陆续换届，一些地方市、县领导班子也要换届。这次换届，是在新世纪之初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时进行的。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做好这次换届工作，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各级领导层，对于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五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顺利实现“十五”发展目标，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换届，正值干部队伍处在一个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干部调整的面比较大。能否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是对领导干部党性的一次考验。从换届考察和已经换届地方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正确对待进退留转，保持着健康平和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但是，也有一些干部思想浮动，对个人的进退留转考虑过多，有的为了能在职务上“升级进档”，不是集中精力干工作，而是忙着跑门子、托人情；有的自知“年龄过杠，提拔无望”，便得过且过，当起了撞钟和尚；有的对组织的安排有抵触情绪，精神不振，无心干事业和工作。这种状况，势必影响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正常工作的开展，损害党的干部的形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些干部对进退留转缺乏正确的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还是“官本位”意识作怪，思想深处没有真正解决“当官为什么”的问题。有些同志入党、当干部，看重的是权力、地位和待遇。这些人干工作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过多地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遇到换届、班子调整等关键时刻，他们更是惴惴不安，无心工作，甚至四处活动，跑官要官，生怕错过升迁的时机。这是党性严重不纯的表现！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担负着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入党、当干部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富裕，而决不能为个人升官发财。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活着，那个意义是很有限的。在换届中，每一位领导干部都会面对一个进退留转的问题，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是要认真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真正做到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应该说，在领导班子换届中，干部对个人的进退留转有些考虑也是难免的。必须明确的是，干部的岗位、职务变动只能由党组织根据条件和需要来决定，个人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可以向组织上提出，但决不能用不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影响和改变组织决定。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历来是讲党性、凭政绩、看群众基础的。只有那些德才素质好、工作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才能得到提拔重用。除此之外，无任何“升官捷径”可走。现在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就是有些同志平时工作努力，政绩也比较明显，群众基础也不错，对那些跑官要官的做法可能也是反对的，但在换届前夕，因为担心“位置”被挤掉、担心不跑会吃亏，结果也不能集中精力干工作，开始“活动”起来。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这种做法也是十分有害的。党的干部只有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的义务和责任，绝没有向党和人民伸手的权力；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不怕吃亏，乐于奉献，敢于同一切不正确的东西作斗争，是党的干部应有的品质。

　　当然，也要看到，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德才素质好、符合提拔条件的干部很多，换届中能够进班子的毕竟是少数。

　　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党组织选拔任用干部是好中选优，优中选优，有些同志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比较一下，可能有其他更优秀、更有才能、更适合进班子的同志。对此，每一个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能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心浮气躁，一看到人家提拔心里就老大不高兴。另一种情况是，组织上在选干部、配班子的时候，除了要看个人的条件外，还要看实际工作的需要，考虑班子的年龄、性别、专业和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有的同志没有安排进班子，并不表明组织上不信任你。总之，在个人进退留转的问题上，我们赞成一切服从党的安排的积极态度，反对一切从个人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消极态度。党和人民需要你到更高层次从事领导工作，就振奋精神，开拓进取，以一流的工作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党和人民需要你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就愉快地把党的事业的接力棒传递到年轻同志手中，一棒一棒传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继续留在现职领导岗位上时，就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扎实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需要你到另一条战线、另一个岗位工作时，就愉快地到那里开创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正确对待进退留转，不能看成仅仅是干部本人的事情。在这方面，各级党组织负有重要的责任。要全面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按照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公正地评价干部，合理地使用干部，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在换届人选的推荐、考察等环节中，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不仅要看干部平时的表现，而且要看换届等关键时刻的表现，真正把那些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拓进取、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群众拥护的干部选拔进领导班子。对那些跑官要官的，一经查实，就要坚决取消其考察对象资格，情节严重的必须严肃处理。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好，贯穿于换届工作的全过程。坚持一手抓换届，一手抓工作，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确保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来源: 东方网

　　媒体、网络上，一些嗓门大的人正在竭力鼓吹禁止恶搞。其理由之一就是“恶搞”有社会危害性。其实我认为“恶搞”最大的问题是著作权上的。但既然有人非要把这个往“社会危害性”上靠，那我也来谈谈社会危害性。

　　油画《开国大典》大家都熟悉，最近一家饭店把这幅油画给“恶搞”了，加上了一句话“大饭锅成立了”，目的是为了给饭店做广告。这次恶搞被大家骂惨了，那家饭店也立刻把广告给撤除了。不过，《开国大典》被“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开国大典》的前几次被搞。《开国大典》创作完成于1952年。第一次被搞，是在1954年，革命博物馆对《开国大典》进行了涂改，把画面中一位人物给强行擦掉了。这是第一次被搞。1968年，《开国大典》又迎来了第二次被搞，又擦掉了一位人物，同时在这个位置上改换了另一个人。虽然这回难度很大，但技艺高超的美术家仍然完成了这个任务。1970年，这幅油画第三次被搞，这次的要求是：再擦掉一个人。这幅油画已经被搞两次了，现在还要搞，难度相当大。好在原作者的学生没有在原画上直接修改，而是临摹了一幅。原画从此被放入博物馆仓库，新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搞，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这四次“搞”，搞得很认真，一点都不象开玩笑的样子，而且技术难度极高，绝不是象那个饭店一样加几个字那么简单，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恶搞”，而是“正搞”。

　　“正搞”是我取的名字。既然有“恶搞”，那一定还应该有一个反义词。在油画上删人怎么也不像“善搞”，所以我就给取了个名字叫“正搞”。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而“恶搞”则相反，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些大嗓门的人老是说，“恶搞”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是对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歪曲。我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发现“正搞”也有危害性。那我们就来看看“恶搞”和“正搞”会带来哪些社会危害性，究竟是谁的危害性更大。

　　众所周知，“大饭锅成立了”这句话在历史上是没有的，在《开国大典》这幅油画里也是没有的。可有人却给添加了这句话，所以，歪曲了历史，歪曲了文化。同样，在历史上某位领导人是站在那个位置，在《开国大典》油画中也是有的，可后来却把他的形象给删除了。所以，歪曲了历史，歪曲了文化。那么谁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呢？那就要仔细分析一下他们对民众带来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是否会有人因为这个而改变了对历史、文化的认识。“恶搞”——在油画上拙劣地加上“大饭锅成立了”几个字，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就连没有见过这幅画原作的青少年，也会知道是假的，因为那句话实在无厘头，而且字体一看就知道是电脑打的，不真实。既然大家都知道不是真的，所以它也就不会改变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没有人会认为主席当时说的话是“大饭锅成立了”。“正搞”——在油画上删掉一个人，做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更重要的是被搞了之后它仍然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因此普通人不知道，青少年更是不知道，除非有高人偷偷告诉他。它能使人产生误解和错觉，对重大历史事件产生认知上的偏差。所以，“正搞”由于其一本正经以及搞后不留痕迹的特性，会影响人们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再举个例子，曹操大家都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奸臣，一个坏人。但其实在历史上，这个人是个英雄。诸葛亮大家也知道，是古代最聪明的人，但在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并没有那么厉害。水泊梁山大家也知道，能与朝廷对抗的一群英雄，但历史上却并没有发生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历史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就是因为有人“正搞”。《三国演义》、《水浒》就是对历史进行“正搞”的小说，它歪曲了历史，影响了不少人（尤其是青少年）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假如《三国演义》、《水浒》是以“恶搞”的形式来写，大家一看，哦，这是假的，是编的，是在逗乐呢，相信就不会影响大家对历史的看法了。现在电视里经常有反映清朝的电视连续剧，也有拿古典名著开涮逗乐的娱乐节目，二者都对历史和文化有所歪曲，但后果大不相同。清宫戏算是“正搞”，由于它搞得一本正经，使许多观众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尤其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封建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的认识。而拿古典名著开涮的娱乐节目属于“恶搞”，观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没有人会相信里面那些荒诞的情节和对白，一笑了之（或者一骂了之）。

　　《闪闪的红星》是有些人目前特别爱举的例子。穷苦农民变成了参加青年歌手大赛的歌手，是够歪曲的。但这种歪曲的结果是：无人相信。因为它是“恶搞”，不但情节荒诞，语言无厘头，而且制作粗糙。而包括《闪闪的红星》在内的许多正规电影本身却有着“正搞”的成分，坏人都长得呲牙咧嘴、猥琐难看，好人都是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许多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在大量观看这类电影后，就误以为好人是长这个样子，坏人就长那个模样，从而使青少年从小就形成了以貌取人和相貌歧视的心理。由此看到，“正搞”对他人的影响远比“恶搞”要严重得多。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正搞”，会比大家都在关注的“恶搞”具有更强的社会危害性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搞”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大家不知道这是被搞过的，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大家都信以为真。而“恶搞”具有很强的张扬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被搞了的，是“闹着玩”的。所以就没人相信。大家只当娱乐而已。假如你很认真地跟人说：“据内部消息，明天起汽油要涨价，你现在得赶紧去加油。”别人也许会信你。但假如你嬉皮笑脸地跟人说：“据我一外星人哥们说，今晚他们来地球偷油，明天加油站就全都没油了，你现在得赶紧去加油。”肯定没人相信你。这就是“正搞”和“恶搞”的区别。显然是“正搞”的危害性大。

　　我们应该警惕的，是隐蔽性强、危害性大的“正搞”，而不是那些无厘头的“恶搞”。“恶搞”没什么可担心的。

 

原载：北京缔造文化中心网站（另据报载，该“青春写作旅”为期8天左右，收费为4900元）

 

高考命题专家孔庆东团队倾情缔造“青春写作旅”正热招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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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乙 著名文学家，文化教育家（老舍之子）
曹文轩 著名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资深评委
孔庆东 著名学者，语文教育家，高考命题权威

 

“青春写作旅”面向全国青年学生，欢迎你的到来！

 

青春写作旅简介
　　诞生于北大未名湖畔的“青春写作旅”，是今日中国高品质的写作人才培养机构。由舒乙、曹文轩、孔庆东等文学大师和北京缔造文化中心携手创建。
　　“青春写作旅”的宗旨是，整合文化资源，缔造写作英才。为青年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创建一个“提高人文素养，修炼写作真功”的平台。让“青春写作旅”成为一次“师徒交流、以文会友”的人文之旅，让这里成为青出于蓝胜于蓝，英才辈出的天地。

“青春写作旅”独特培养模式
　　“青春写作旅”采取走近文化圣地，感受人文魅力，大师面授，实战训练，经典阅读，跟踪指导等方式对学员进行个性化培养。
 
（一） 大师面授
　　暑期集中在北大修炼十天（面授80学时）。全部课程均由舒乙、曹文轩、孔庆东等大师进行“量身订做”式专题讲授，并答疑解惑。邀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杂志社、出版社著名编缉讲述稿件选发标准及文学新人的成长。
　　上午授课，交流互动；下午分主题安排1.著名编辑讲述选稿、审稿、发稿流程，从职业角度谈文学功底与写作； 2.学员交流读书、写作心得，组织“以文会友”式的主题讨论；3.走进文化圣地——北大、清华、中国现代文学馆，感受人文魅力，享受精神之旅。晚上适当组织“漫步未名湖，快乐写作旅”晚会等活动。

（二） 跟踪指导
　　“青春写作旅”学员集中修炼结束后，按照所制定的阅读与写作计划独立操练，同时由“青春写作旅”负责跟踪指导。跟踪指导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员按照书目阅读经典，写读书随笔，通过E-mail或书信方式提交。对于学员的邮件，“青春写作旅”将及时予以回复，更鼓励学员与我们探讨读书写作问题。
　　第二阶段，培养学员观察生活、搜集素材能力，然后进行创作练习。在此过程中，给予学员个性化的指导。对于学员习作，专家将认真评阅，及时反馈，一并发表在《青春写作旅通讯》上，优秀作品向有关刊物推荐发表。

（三） 文集珍藏
　　凡 “青春写作旅”学员，均有一篇习作收入《青春写作旅文集》，并附上名家点评、作者照片及自创语录，作为珍藏。对文学新秀，我们通过作品研讨会，组织名家评论等方式给以扶持提携。

 

详情咨询请致电：010-62760398 62760399
联系人：吴老师 王老师 杨老师
活动介绍和报名表下载请登陆：www.bjcreateculture.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资源宾馆写字楼1616室缔造文化中心
邮编：100080

 

“青春写作旅”寄语

写作始于少年，终生受用。—— 舒  乙
能写一手好文章，这是一个人的美德。—— 曹文轩
写作雄师，青春劲旅。—— 孔庆东

 

师资阵容和课程安排
舒  乙：文学家，文化教育家，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授课题目：1.走近文学巨人      2.老舍的写作经验

孔庆东：散文家，语文教育家，最受青年学生欢迎的北大教授
授课题目：1.好文章是怎样炼成的  2.解读高考作文

曹文轩：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概念作文大赛资深评委
大力提携文学新人，被誉为“青春写作教父”
授课题目：1. 写作的真功夫     2. 青春写作与文学新人

何西来: 著名文学理论家、国学家，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授课题目：“自古文豪出少年”

吴福辉：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语文教育专家
授课题目：名著欣赏与写作

张颐武：著名学者，时尚文化专家，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授课题目：章子怡、“超女”与流行文化

白  烨：著名评论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文情报告》主编
授课题目：80后写作新走向

陈晓明：著名评论家，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授课题目：话说文学新秀

崔道怡：著名编辑家，《人民文学》原主编
授课题目：怎样才能写小说？

 

我们将最终根据学员的需求，从以上的课程中选取8讲。